有人会在意我的左手的，也没有人想知道我左手的食指和中指是怎么断掉的。我把仅有的小妮的防疫针接种证和三里湾居委会开据的证明拿了出来。
由于小妮是我捡来的，没有正规的收养手续，我不知往三里河居委会跑了多少次，在我的一再央求下，居委会最终同意，给开了一个证明，证明有小妮这个人，和我一起生活。我拿着证明到派出所，派出所说上户口需要医院开据的出生证明，我哪里能找得到。总之，小妮一直没有户口。
和我同住一个院的，有个唐妹子，也是多年前从乡下来的。她四十多岁了，整天浓妆艳抹的，每天很晚才回来。我偶尔听人说她是做那种事的，但我不确定。不管怎么说，她人确实不错，有时我和小妮出去捡垃圾，她中午还帮着做饭，喂喂小毛。
她知道我为小妮的户口发愁时，对我说：‘现在满大街都是办假证的，花上几十块钱，办个假出生证明不就行了吗？刘大哥，你不用那么死心眼儿，干什么事都一板一眼的。你放心，户籍人员是查不出来的。’
我想了想说：‘不行，是啥就是啥，我不能欺骗组织！’
站在报名台前，我开始后悔了，后悔当初没有听唐妹子的话。右边的那位女老师肯定是刚才的气还没有消，说话气狠狠的，正巴不得找个地方撒气。她看我拿不出证件，说：‘你也不打听打听，一实小是给什么人上的，是给你们这些人上的吗？别说你没有户口，没有房产证，什么都没有，就是那些有的，他也不一定上得成，我们还要看看他是什么个身份。光高城市机关事业单位的子女，我们还招呼不过来呢。要是私企老板，那也可以，一年两万，来吧。’
她看了居委会开的证明后，讥笑着，举着证明跟旁边的几位老师说：‘你们看看，你们看看，捡来的，啊！捡来的，计划生育的不找上门就算便宜你了。还敢来这里，没有户口，没有户口，也不知道是那里来的野种。’她说完后，把证明摔在了小妮的脸上。
小妮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眼睛一直盯着那位女老师。其他老师依然毫无反应。我当时气坏了，捡起了证明，说不上话来，只是指着那位女老师说：‘你你你，你怎么骂人？你你你——’
那位女老师喊到：‘保安，把这个老头子和这个没有户口的野种赶出去。凡是进来的，你先检查一遍他们的证件，别再让这样的人混进来！’随后，保安把我们赶了出去，小妮还是一脸木讷的表情，眼睛盯着地面看。她手里还是紧紧攥着那根削好的铅笔。
在回来的路上，我脑子里空空的，小妮一直跟在后面，眼睛盯着地面。她摔了一跤，站起来时，没有打新衣服上的土，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回到家，歇了一会儿后，我对小妮说：‘妮儿，我们不上一实小了，学校多着呢，总有办法的。累了一天了，你在家睡觉，哪里也不要去，我出去一趟。’我出门时，回过头看看，小妮一声不吭，盯着前面发呆，小毛卧在她的脚边，也没有一点动静。
我跟唐妹子说，如果我中午回来得晚，帮忙做顿饭，唐妹子答应了，说孩子上学要紧。我先后去了市里的其他小学，可能有五六个，二实小、三实小、矿务局小学都去遍了。有的直接说不要，有的虽然说话客气，但我知道希望也不大，都说其他条件可以将就，户口是硬指标，小妮没有户口这一项无论如何也通不过，他们已经答应过计生委，帮忙统计计划生育。
我中午回来吃了饭，把情况跟唐妹子说了，唐妹子说：‘市里的学校别再考虑了，你到附近村里的小学看看，那里挤的人少，说不定有个学上。唉，谁让我们是穷人呢！穷人永远赶不上趟。我原来认识一个学校的一个主任，还是好多年前了，我想他还记得我。就是那个学校特别远，你先去附近的学校看看，如果实在不行，再去找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