吓愣了。我不知道那倒下去的“不少人”到底有多少，也不知那“倒下”的惨状究竟如何，我只是本能地感到，那位可敬的外甥朋友也可能遇难了……
当我稍稍镇静下来之后，便立刻通过各种渠道打听确凿的消息，包括发信、发电报和拜托友人等，最终的结果竟是：我的预感没有错，报纸上的消息也没有错，我那位可爱的外甥朋友，确实和一大批淘金农民一起葬身在了那冰山雪谷中……
我久久没有回过神来，一头跌倒，大病了一场。
我不仅失去了一位新结识的好友，也中断了红鸟王国那后半段的历史。我心头的痛苦难以名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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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整整过了半年，我才渐渐地重新振作起来。我不能气馁、不能绝望，我深信在这个世界上，肯定还有或生或死的知情人，为那个奇迹王国留下了某种见证。于是，我又再次踏上了寻幽探微的荆棘路。
天大地大，经过无数次的碰壁和失望，我终于又获得一条珍贵的线索：我一个搞地方志的同学来信说，他在工作中偶然发现一份人物材料，与我的研究课题颇有关涉，要我去亲自看看，是否有用。我大喜过望，急忙拦车前往。
不看不要紧，一看吃一惊，我那同学所提供的那份人物材料，竟是一个名叫车万义的骆驼团老兵，“文革”中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造反派对他的审讯记录和他本人的交代材料，一共两大本。我一看“车万义”和“骆驼团”三字，心就立刻跳了起来。骆驼团自不必说，只那一家，别无分号；车万义也不陌生，红鸟国的那个车班长名字就叫“车怕万一”，按常识推理，二者显系一人，要么后者是前者的更名，要么前者只是个绰号，毋庸置疑。我为又发现一个当事人而激动不已，忙着又问此人目前的情况和这份材料的来源。我同学说，此人在“文革”中已受迫害死去，材料是由他一个堂哥保存的。据那堂哥讲，他弟弟是1965年从新疆回来的，原在骆驼团当兵，1949年解放前夕，随部起义，但尚未接受我军改编，又被叛匪劫持到沙漠里流亡多年，后又配合剿匪部队二次起义，立了功，被安排到某地工作，但他不愿工作，告病还乡了。
还乡第二年，就碰上了文革，他受不住这场严酷批斗的折磨，就上吊自尽了。这份材料是造反派撤离时，被他堂哥偷偷保存的。后拨乱反正，他堂哥就抱着这份材料四处上访，为他弟弟要求平反。但当时的人们根本看不懂那些材料的内容，也无从查考他弟弟的详细生平，再加一个农民，人已死去多年，平反不平反已无实际意义，后来便由民政部门给了点丧葬费算是了事。
最近他为编县志到民间搜集资料，无意中发现这份材料，觉得特异，便给我通个信息，看有无用处。我听了这些情况，知道再做其他访查已无必要，先把这份材料看完再说。
这一看便把我引入了一个洞天福地。那些材料已经发霉发黄，破旧不堪，有的是钢笔写的，有的是铅笔写的，辨认起来十分吃力。在那造反派审讯的口供记录中，还不时插入“住口！”“放屁！”“胡说八道！”“不老实”等等的红笔旁批；在那份自撰的交代材料中，也不时出现“沉痛反省”“罪有应得”之类的自谴字样。另外材料与材料之间，也不时出现断档和缺漏，估计原材料还不止这几份，另外还有散失。但尽管如此，我已经看出其无量价值。旁人看不懂，我能看懂。表面看，这两份材料集中交代的只是“被叛匪劫持到沙漠中的那些所作所为”，实际表现出的却恰恰是他们流落旮旯城以后的那段悲惨遭遇。其内容的丰富，故事的奇特，真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我苦苦追寻的，梦寐以求的红鸟王国的那后半段沧桑历史，竟然在这里得到了水落石出般的再现。我喜出望外，激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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