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意的，他们对从北方迁徙来的少数民族采取了歧视政策，造成了巨大的民族冲突，冲突的结果是腐败的朝廷迅速瓦解，而民族歧视仍然没有消除，还像一大块乌云一样徘徊在百姓的心里。
四川成都平原封闭的自然环境，也容易使得这里的百姓悲观，一旦遇上天灾人祸，这里就会被别有用心的觊觎，这里是使用武力进行争夺的地区之一，江阳郡都是十分残败破落了的，从犍为郡到峨眉山下也是一样。国家在新旧交替，而军队不断变幻着魔鬼的面具，时而对百姓残暴时而对百姓伪善。
军队这个机器对各个民族的破坏力，甚至超过了各个民族的建设能力，这是没有疑问的，秦国军队现在想拔掉巴郡这个东晋朝廷最后的钉子，彻底将成都平原纳入自己的版图，等到纳入自己的版图，就会稍微收敛一下军队而改派地方官员来收拾残局，秦国的军队和晋朝的军队一起，破坏了成都平原，现在又可能转移到别的地方来进行破坏，河南湖北一带的襄阳城已经给破坏了。
桓家不愿意自己的地盘给秦国占领，对于自己的地盘之一的成都平原落入秦国手里大为痛恨，只希望秦国转头去攻打江淮地区，把秦国的注意力从长江中上游转移到长江中下游，桓家在都督府的幕僚们不断给桓家出着这样的主义，因为桓家需要这样的主意来作为桓家保持不败地位的具体措施。决策是很容易的，可是执行就得需要桓家让幕僚和手下将军们坚定的执行，幕僚和将军们不愿意执行，桓家就会对手下采取各种妥协和收买手段达到目的。
桓家和吕家，都是封建社会封邦建国势力下的家族代表，他们与朝廷方面的要求君主集中权力的愿望是抵触的，但是两者本身都不具有革命素质，只知道在互相的倾轧里牺牲百姓的利益，都是将百姓当作奴隶和商品。
前者代表着封建主义的物权者，桓家和吕家这些人拥有大量资源，他们代表着物权，而皇帝们代表皇权，在谢家这样的人权主义下代表人权高于物权而统一子在皇权之下。东晋的皇权弱人权弱而物权相对比较强大，谢家体现人权，所以有东晋风流这样的现象。而秦国人在皇权的集中下，体现出只有皇权没有人权和物权的表面现象，秦国也就是大秦天王被自己的皇权迷惑了，以为自己是在帮助晋国提倡皇权下的人权而打击物权，实际上只是秦国对晋国富裕的嫉妒罢了。
秦国自己对于人权物权也没有处理好矛盾，首先是吕光这样的将军，分不清自己是人权代表还是物权代表。如果他们在天王的提倡下学习人权，就不会一味的在占领地上收刮体现物权，而他们是物权主义者的话，现在朝廷里又缺少和晋国谢家一样的人权代表。关于这一点，阿朵是这样认为的，秦国的人权主义由于在西晋时期杀害代表人权主义的士人。造成了长期没有人权代表的空白，而大量人权主义者的向南迁徙，还有北方少数民族的南下中原，造成这一地区人权主义的空白，人权主义空白，贪婪于物权的王爷和将军们试图变成秦国的桓家，作为拥有大量战争资源的人，所以秦国的压力比晋国大，而晋朝体现出一定的比秦国治理有利的地方。
但是晋朝的皇权实在无法在自己的名义下体现人权，因为讲求皇权的人权，显然也是落后的，第一是没有太多进取心，容易骄傲自满，提倡人权但是没有相应发展生产力，这是空谈的人权没有物权保证的人权。第二是在削弱桓家这样的物权主义霸权主义的问题上过于软弱，没有及时利用秦晋交战削去桓家的兵权，这样就留下物权主义抬头复辟的祸根。第三是对于北方的少数民族迁徙的问题，采取了错误的方法，导致晋朝没有得到与少数民族迁徙的部族取得和解。第四是对待秦国的问题上，也采取了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