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赌博式的恐吓。
侵略者最终得逞了。清政府张皇失措、投降派纷纷攻击林则徐惹来兵祸，敌人坚船利炮，不可战胜。朝廷遂法办林则徐等，派出钦差，签署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达能磨刀霍霍，也向宗庆后进行恐吓，并拿出一份40亿收购非合资公司的文件，胁迫宗庆后签字。出于个体的利益的考虑——对“三宗罪”的惧怕——宗庆后签了字，鸦片战争差点儿重演。
其实，跨国公司在中国进行低价并购时，往往绕开企业经营者，从地方政府公关开始，通过地方政府对“招商引资”数字的追求，以及种种非法手段——不排除重金贿赂的可能——打通关节，对中国产业的龙头企业实现并购。
法律战场体现为仲裁与诉讼，且都需要遵从法定规则，或者双方约定的战争规则。若把战场约定在国外（多见于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的“不平等”条约），在诉讼成本与风险非常高的情况下，本土企业往往选择合理的退让。如果不退让，不怕麻烦，法律程序的规则与风险，对双方都一视同仁。若执行力强的话，本土企业背水一战，并不影响战争结果。
双方交战，其中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双方力量的评估，因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是单位空间内的战斗力量。以宗庆后三宗罪为例，三宗罪与合资纠纷并不是同一个战场；宗庆后“三宗罪”与达能的战略利益并不直接相关。战争要开辟战场，是紧逼还是突袭，这也取决于对双方实力的基本判断，敌强我弱，用突袭，攻其不备，并保持灵活性；敌弱我强，三倍则歼之，五倍则围之，可以步步紧逼，别让它跑了。
可达能明显采用了一个比较矛盾的战略，既突袭又紧逼。达能一方面寄希望于宗庆后的和解，放话说要和解，并希望宗庆后仍旧管理娃哈哈，还运动萨科奇访华讨论达娃之争；但是达能又在全线进攻，从经营到仲裁，还超额地诉讼了宗庆后的妻子和女儿，一点余地都不留。达能还在国内提起了诉讼，步步紧逼。
衡量战场利益，达能还有待改进。即便已经宣战，也要打击对方薄弱环节，继续实行恐吓，而不要拉长战线，盲目开辟战场。最重要的是，萨科奇还没到中国呢，“三宗罪”的底牌也出了手，中国法院的判决已经下来了——中国的诉讼周期非常短，只要三到六个月，一审就出结果。
达能希望通过“三宗罪”的杀手锏试图扼杀宗庆后。可是，达能何曾想到，这相当于向杭州、浙江，乃至中国政府宣战。
打一个比方，就像英国殖民者在南方被打得很狼狈逃窜，后来瞄准空子来到大清王朝家门口下书，表明态度告诉慈禧与皇帝缴枪不杀。这样，大鸦片商同大地主、大贵族沆瀣一气，形成了一个鸦片输入受益集团，从而得到慈禧的支持。假设英军不去勾结权臣，反而宣告这个满清政府不成，太*，应该立宪或者干脆废除，甚至还想让英国女王来当中国的女皇帝，我们相信，慈禧会立马闭紧城门，武装八旗，要与对方决一雌雄。 。。
大型商业纠纷中的战争思维（5）
相比而言，达能犯下了一个错误，对劳苦功高的宗庆后，不但没有网开一面，反而加紧反攻倒算。置之死地而后生，这种策略激发了宗庆后的斗志，开始全力反击。
战果预测与焦土战略
战果是整个战场的最终清点，最终它要落实到经营利益上。有没有得到地盘，得到赔款，获得利润？无形资产包括商誉是增值了，还是损失了？这都是衡量本企业团队、制度、执行的检验标尺。
达娃之争中，宗庆后的预期战略利益是在逐步调整——逐步膨胀的；达能呢，则拒绝调整，拒绝压低其预期，这就出现了矛盾，最终只能由战争规律决定其胜负。如果战况不佳，不得不弃土逃亡时；或者虽然战绩辉煌，但是战果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