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的。梁启超从1926年冬天起，曾多次跟李济商量，打算让他的二儿子、在美国学考古的梁思永回国跟他一道工作。梁思永回国后，应李济之邀参加了后来的史语所的工作，并从1931年第四次挖掘工作时开始进入殷墟。因为梁思永是考古组里受现代考古正规训练的第一人，他的加入使考古组的田野工作在方法和质量上都有很大提高。在抗战期间，父亲把自己花了多年研究拟定的殷墟陶器总报告的细目最终完成时，第一个替他审查的就是已重病卧床的梁思永。很可惜的是，梁思永一直身体不好，50岁时便英年早逝。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李济：被淡忘的“中国考古学之父”（4）
黄金年代
1926年初春，父亲与地质学家袁复礼先对晋南汾河流域进行了一次旅行调查，3月22日到达夏县，这里有传说中的大禹庙及禹王后裔和大臣的陵墓，他们在西阴村偶然发现了一片布满史前陶片的场所，由此确定了以此作为第一次挖掘现场。10月到12月，父亲与袁复礼再一次来到山西，进行西阴村遗址发掘，采集到了60多箱出土文物，大部分是陶片。
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的挖掘是中国境内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主持进行的、用近代考古学方法所做的遗址发掘。最有趣的发现是一个半割的蚕茧，有平整的人工切割的痕迹。后来经专家鉴定，那半个蚕茧确实是一种家蚕的茧，因此证明了中国人在史前新石器时代已懂得养蚕。
小时候我记得父亲就把这半只蚕茧放在试管里，另一半是棉花，用软木塞塞住放在办公室的笔筒里，我哪想到现在这半只蚕茧会这么金贵——它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恒温恒湿的库里，平时都以仿制品替代展出，只是1995年为纪念父亲百年诞辰时，才展出过8天，以示纪念。
1928年10月，董作宾先生主持了河南安阳小屯遗址试掘，这也是殷墟的第一次挖掘，但董先生的方式还是旧式挖宝物的方式。12月，父亲在开封与董作宾会面，确定了殷墟的下一步安排。他将会面情况写信报告给傅斯年与蔡元培，傅斯年可能觉得考古所就需要父亲这样的人，虽然父亲之前也没什么经验，但西阴村的报告出来，也引起轰动，所以从1929年殷墟的第二次发掘开始，父亲就开始接管了整个挖掘工作。
1929年初，父亲加入由傅斯年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应聘为考古组主任。父亲与傅斯年并不认识，也是经李四光、丁文江与杨杏佛等人推荐后，被傅斯年作为实现他的“东方学的正统”梦想的人才网罗进史语所的。陈寅恪与赵元任也被傅斯年从清华挖来，分别担任历史组和语言组主任。
1929年底，父亲领导的殷墟第三次发掘接近结束时，发现了著名的“大龟四版”，龟版上刻满了殷商时代的贞卜文字。那时候，流亡在日本的郭沫若正编写他的《卜辞通纂》一书。闻听消息后，他立即去信给“史语所”，迫切要求得到全份拓片。傅斯年为此征求父亲与董作宾的意见，他们商量后，都同情郭在流亡中还致力于做学问的精神，于是很快把全份尚未发表的拓片寄给郭沫若。郭沫若收到后立即把拓片编入他的《卜辞通纂》书中，并在付印之后才告知“史语所”，这让父亲当时颇觉尴尬，但最后还是认为学术乃公共事业，不必为此事按纯法理的观点追究处理。
可能因为这一点吧，郭沫若对李济和董作宾都给予很高评价。1946年在南京参加旧政协筹备会时，郭沫若与父亲见过一面，后来在《南京印象》一书中他用整整一节的篇幅谈到这次会面，父亲接待他时穿着一件已经褪色的破旧汗衫，这使他非常感动，他写道，“不知怎的，我就好像遇到了亲人一样。我接触了我们中国的光荣的一面？？”但遗憾的是，50年代开始后，以郭沫若为名誉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