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价值也有民用功能。摄像卫星本身是中立的，其生成的图像是用于确定武器打击的目标还是用来监控农田决定了这个卫星到底是军用的还是民用的。技术上的模糊对定义双重用途技术以及确定何时以及如何控制这种技术方面存在的分歧具有重大影响。大多数世人认为通信卫星是一种传播信息、推广教育和促进民主的工具，但美国当前的政策却将之视为“敏感技术”，意味着这种技术具有军事价值。结果是，这种技术在出口方面和受控武器出口被归为一类。一旦所有的军民两用技术都被分门别类—假如做得到的话，那么就必须将某种军用技术是更接近于进攻性的还是更具防御意义的考虑进去。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作为战略资源的太空（2）
以另外一枚飞行中的导弹为目标的导弹（导弹防御）也可以用来瞄准轨道卫星。实际上，后者在技术上还更容易一些，这是因为卫星是环绕着已知的轨道飞行的或者是处于相对静止状态的，并且是一个黑暗背景下的明亮物体，发现这样的目标要比发现一个移动目标容易。从技术角度来说，将导弹防御系统设想为一套进攻性的反卫星武器（ASAT）并不困难。杰维斯曾专门谈到了反弹道导弹技术：
“进攻性武器和防御性武器之间存在差别的一个有利结果是，如果所有国家相对于军备竞赛而言，更支持维持现状，显然，达成的军控协定便会是禁止进攻性武器的协定。然而实际上这样的协定非常罕见—《华盛顿海军协定》（Washington naval agreements）以及对《反导条约》（ABM treaty）的敌视可以被视作样本，这表明要么国家并不总是愿意保障其他国家的安全，要么在区分进攻或者防御武器方面非常困难。”
意在禁止进攻性技术的《反导条约》揭示了技术的模糊特性。
甚至当技术不是问题的时候，其他诸如意图和动机之类的事情也必须得到考量。太空探索从来不是太空事业唯一的事情，甚至连首要的都不是。其他的目标总是与之息息相关的，外交政策通常便牵涉其中。冷战时期，自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已降，历任美国总统都通过炫耀技术可靠性和技术能力将载人航天作为提升美国政治威信的杠杆。太空探索只是第二位的。其他的提升威信的方法也曾被考虑过，包括大规模的海水淡化工程，但最终都没被采纳。航天代表了最前沿，提供了最崇高的技术威信。
今天，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太空依然位居首位，为什么美国没有在生物技术领域通过支付和载人登月或者登火星计划一样的费用来对抗传染性疾病或者消除饥饿来积极展现她的全球领导作用？原因有三，首先，太空探险目前只有通过政府注资或者扶持才能成行，也许有一天，人们可以乘坐美洲航空（American）、维京航空（Viking）、日本航空（JAL）或者其他一家国际联合航空公司飞往月球，但今天肯定不行。原因是费用太高，而且规则过于复杂和严格—至少如果美国参与其中的话，必然如此。然而，私人资金却正在致力于对抗疾病，如比尔·盖茨和美林达·盖茨基金会（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专注于对抗结核病、国际扶轮社（Rotary International）倾心于对付脑灰质炎，许许多多私人基金会则在与饥饿搏斗。实际上，问题的一部分只是如何整合他们的力量。其次并且与之相关的是，其他国家已经开始了太空活动，而且太空活动必然会带来安全方面的影响。由最强有力的太空玩家，也就是美国来促使其他国家以和平方式开展活动是适宜的。最后，太空旅行具有强烈的未来意味。被看作是进入一个积极的未来的领袖，这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就像“阿波罗”（Apol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