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减省一些刑律，减去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等罪千余条，总共保留五百条。隋文帝除了重新统一了度量衡和货币之外，还采取了许多经济措施以巩固其统治。他重颁了均田令。自北魏时，均田制和租调制已开始实行。
其后，北朝各代都继续沿袭，当中略有变动。隋开皇二年，重颁均田令，自诸王以下至正七品的都督，受永业田从一百顷递减至四十顷，至于普通百姓，丁男一人受永业田二十亩、露田八十亩，奴婢亦同。另外又规定受田并承担赋役者，从十八岁提高到二十一岁，劳役从十一岁提高到十六岁，力役时间则从每年一个月减至二十天，而未被役的丁男可纳绢代替，称为「庸」。
户调绢从一匹四丈减为二丈。年满五十者，还可减免。这样隋初的赋役便比前代大为减轻，百姓得以休养生息，户口不断增加，到开皇九年户口已增到六、七百万人，租庸调的总收入也随之快速增长。隋代大业七年前出现的仓库充实、府库山积之繁荣景象，就是均田令推行的成果。这是他的第三项功绩。隋文帝还整顿了府兵制，加强中央对军队的控制权。府兵制原起于北魏时期鲜卑人当兵、汉人务农的政策。
府兵全家可以免除赋役，当兵成为鲜卑人的专利，这政策明显地带有民族隔离的色彩。并且士兵另立户籍，完全脱离生产，实际上是地方豪族的武装，统兵权不归中央。到了北周后期，迫于形势，汉人也被募充作府兵。
杨坚为北周大丞相时，就下令西魏受赐鲜卑姓的汉人可恢复汉姓，开始破除了鲜卑人当兵、汉人务农的规定。隋开皇十年，隋文帝又下令府兵全家一律归入州县户籍，受田耕作，变军籍为民籍，平时参加生产，兵农合一化。
使府兵制和均田制结合起来，兵士本人则由军府统领。这一措施既保证国家的兵源，又使农业户口大增，促进了农业的发展，而且更适应了民族融合和时代趋势，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此乃他的第四项功绩。
隋文帝的第五项功绩就是建立科举制，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隋文帝命令各州每年推选三个文章华美、有才能的人，到中央受官。后来，隋文帝又下令，京官五品以上，地方官部管刺史，要由有德有才的举人担当。
到隋炀帝时，定十科举人，开设进士科，以考试诗赋为主，选择“文才秀美”的人才。这标志着科举制度的产生。科举制度的创建，重才学而不重门第，削弱了门阀大族世袭的特权。这种“任人唯贤”的改革，对后代影响很大。
隋文帝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对削弱地方豪强势力，加强中央集权起了积极的作用。隋文帝在位二十四年，后期国家富足强盛，编户大增，仓储的丰实为历史所罕见；全国安宁，南北民众得以休息，社会呈现空前繁荣景象。足可称“开皇之治”杨坚的确是名君圣主，可惜他的儿子隋炀帝杨广实在是昏庸无道，骄奢淫逸。他在位期间，百役繁兴，民脂榨尽。仅建筑东都洛阳，每月役使两百万人，半数以上死在工地。
他在西郊建造了一个大花园，周围一百公里。从江南采得大木柱，运往东都，每根大柱须两千人往返递送，沿途络绎不绝。据记载，西苑“堂殿楼观，穷极华丽”不知搜刮和浪费了人民多少财富。
杨广偏又在大业七年至大业十年连续发动了三次对高丽的战争。大业七年，隋炀帝为了发动攻打高丽的战争，大批征兵、调粮、造战船。在隋朝官吏监督之下，造船工们日夜立在水中工作，腰部以下都生了蛆，死去很多人。
被政府征调的兵役，由全国各地向幽州（今河北、辽宁地区）集中，源源不断；搬运粮食、兵器、盔甲和攻城机械的民夫千里征途，日夜不绝。许多人有去无回，尸体“臭秽盈路”十分凄惨。在农村，“耕稼失时，田畴多荒”山东、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