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有一架书。我的书架是上体育课用的跳箱，背后若干木格，立起，翻过来来正好放书。托尔斯泰、普希金、茨威格、莫泊桑、巴尔扎克、康帕内拉，李白、杜甫、李清照、曹雪芹，我的这些偶像在书架上面像是集合排队的小学生，随时准备出列，向我展示思想，讲述故事。捧书玄想，我不知不觉就走进厚重的页码，成为故事的一员。一个人的围炉夜话，抵抗着无边的孤独。然而关灯之后，紧闭了门窗也不能阻挡孤独的入侵，外面唧唧的虫鸣就是制造孤独的发动机。
生活的边缘化，让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自己只是这里的过客。我小心地在尽心与不负责任之间实现平衡。我几乎不备课。学生中关于我出身书香门第的传闻和深居简出让我有了几分神秘感。讲台上颇认真又与众不同的讲课风格也让学生感到新奇。我教小学美术、初中语文和高中政治，跨度极大似乎还都能胜任。我从孩子们天真又灿烂的脸上感到学生对我真诚的欢迎。我的小屋成天都有学生叩门。要我教他们画画，看他们的作文。也有小精怪一样的小女生，经常急急敲门，待我开门时又像一群小鸟似的逃之夭夭。学生们带着好奇和尊敬“供奉”着我，却不知他们的老师心在别处。
我天天都在设计庞大宏伟的创作计划。诗歌、小说、散文无所不包，长篇、中篇、短篇应有尽有。我以为最高尚的事情就是文学。不管什么人，只要与文学一沾边就高人一等。我表面为人谦恭，低调，但内心骄傲，自以为超凡脱俗。我把带来的一箱子书都读完了，就觉得肚子脑子都盛满文学，就像大地贮藏了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每晚，我都泡了浓茶，铺了稿纸，端坐窗前。我还刻意将窗子半开半掩，以方便灵感的破窗而入。 整整三年，我拒绝了一切诱惑和一个热血青年本该拥有的热闹与时尚，把自己埋在文学之中。然而，我那些所谓形而上的文字都不是从这里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虽然它们被大量撒向各家报刊，但是除几首短诗几篇短文突破重围变成铅字外，其余都惨遭夭折。这是后话。
大江之津（3）
一颗松动的螺丝钉
单调与局促是学校难以忍受的常态。瘦瘦的书记笑容可掬，但是他的笑只是水面浅浅的涟漪。下面是什么？深不可测。高高的校长从里到外都没有表情，似乎表情于他也是件很吃力的事情。女同事占多数。她们全部是厂里家属。平日里水波不兴，但底下暗流涌动。厂里纠葛和彼此利益很容易在她们中间掀起风暴。
方老师是最让人感觉轻松的同事。他是江津土著，用一口江津土话教一些无关紧要的课，因此他在学校也显得无关紧要。他在厂外教村小的老婆都远比他更像老师。但他却是厂里的知名人士。原因是酒。江津是个出酒的地方。几江牌白酒远近闻名，也就培育了许多像爱家乡一样爱几江白酒的人士，比如方老师。他因为是“半边户”，住在厂外，人们就常常见他醉卧路边。有时厂里救护车呼啸而过，说不定拉的就是他。拉一回他的知名度就往上窜一大截。当然方老师也有受人尊敬的地方，比如炒菜。学校部分同事时不时的聚餐、野炊总是他在推动促成。这是他为我们制造的节日。这些时候他总是亲自操刀、掌勺、端菜，脸膛红亮，两眼放光，笑成一条细线。等到最后一个菜炒完，他才入桌，不停敬酒，与大家划拳，把欢乐推向高潮。可惜这大是非组织活动，不能经常进行，并且我酒量很臭，参加了也无法品味到他们那样的欢乐。
第二年终于有新的大学生分来。而且一下子来了好几个。一石激起千重浪，他们可是一堆石头。这些空降而来的天之骄子立即成为东方红的焦点。他们是车间和办公室的新闻。家有未婚子女的人们都在他们背后指指点点。不久，王万敏被党委书记收为媳妇，张燕不小心陷入了厂区一霸王勇的感情陷阱，成都中医大学分来的任启坤一上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