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具备秦时那样的封闭的历史条件。一百多年前，正是中国处于灾难深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阶段，众多列强之新科技日新月异，生产力飞速发展，军事实力大大增强，其吞并中国之野心不断膨胀。中国面临着被瓜分和灭亡的深渊，形势一日千里，刻不容缓，外部条件并不允许这种慢腾腾的换汤不换药的政治改良。时代所迫已经容不得中国人在此蜗行龟步，以期在封建主义的旧瓶内着意精雕细刻所谓的资本主义。中国如此漫长的封建主义的影响，如此落后的生产力，而又如此辽阔的疆域面积，人们的思想如此封闭，外敌不断窥视和觊觎着我国的市场和资源，仅仅局限于在封建主义的框架内完成资本主义该是一件多么缓慢而曲折的事情。所以戊戌变法无论成功与否都并不重要，关键的问题在于中国需要这样的一场变法改良，较之其成功中国更需要的还是一场以失败而告终的变法运动来唤醒后来者使之沿着前人的足迹彻底寻找到一条新的道路。所谓“缓不济急”正是此理也。
当代的诸多人等似乎还在十分惋惜这样一场变法的失败，特别是当他们将其与近邻的日本相比较时更是恨得牙痒痒的，我总觉得这是一件十分搞笑的事情，尤其是在中国爆发了旧*主义革命和新*主义之后。说来纸上谈兵之辈，不唯当时人有，今人亦多矣。总之，我肯定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但并不惋惜其失败。就象中国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那样，需要从其失败中产生新的觉悟，从失败中重新傲然屹立起来，不怕失败，不怕挫折，擦干血迹，继续摸索和探求中国之生路，也许这就是中华民族之伟力所在，这就是中华民族虽饱经沧桑而仍然能凤凰涅槃浴死而重生的缘故！
疲于自保的孟尝君
一、也谈《读孟尝君传》
孟尝君在春秋战国的历史人物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战国四公子，公认以孟尝君为最贤，名气最卓著。后人对其多褒赏有加，在众多的溢美之辞中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北宋王安石便对其大谬不然。在《读孟尝君传》中王安石这样评价道：“世人皆言孟尝君善于招揽贤能之士，士人也多依附于他，最后也是依靠这些士人的智慧他才能安然从虎豹一般的秦国逃脱。唉！孟尝君也只配做这些屑小鼠辈的首领罢了，哪里称得上善于招揽士人呢？不然的话，像齐国这样强大的国家如能真正得到一个贤能的人就足可以制服秦国了，哪里还需要鸡鸣狗盗之徒来保命呢？鸡鸣狗盗之徒出入其门，这是真正的贤士不愿前去的根本原因啊！”
从传统的意义上来说王安石的这番评价开一家之言，推翻了千古定案。但从现代的意义上来说却有失偏颇。一方面孟尝君是否真的象王安石说的不善于招揽士人呢？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历史氛围来看，从他对待士人的态度和实际效果来看，他还是善于招揽贤才的。另一方面也许更重要的还在于凭孟尝君之才集中其门下众士人之智是否足以使齐富国强兵乃至令秦国臣服呢，我个人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在集权制时代，君主往往要比一个臣子更能决定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因为君主的意志更能体现出一种国家意志，更能决定国家的未来。臣子不可能凌驾于君主之上而主导国家的大政方针。
为了更好地阐明这个问题在此不妨以商鞅变法来说明这个问题。秦孝公立位之初，秦国还是一个被视为“戎狄”的国家，被拒绝于中原各诸侯国会盟之外。秦国内部篡弑不止，动荡不安，以至于国力衰微，秦国的河西之地，尽被魏国夺去。此时的秦国，只能龟缩在河山以西，凭借高山大河之险勉强自保。为了改变这种被动挨打的落后局面使秦国重新兴盛强大起来，秦孝公于是痛下决心毅然颁布求贤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好一个“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可以说没有秦孝公如此大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