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作为这家银行伦敦分行的副经理来到英国。
那是大战刚结束不久的事了。在他第二个20年的银行生涯内，先是升任投资部门的经理，后来又当上了伦敦分行的总经理。他在60岁那年退休，并且决定作为一个领取瑞士养老金的人留居英国。
自从退休后，他不仅为他以前工作过的那家银行，而且也代表其他一些瑞士银行干过几桩微妙的差事。这个星期三的下午，他便是在执行一项诸如此类的任务。
为把罗伯茨先生介绍给博马克公司的董事长和秘书，兹温格利银行特地为他写了一封正式介绍信。此外，罗伯茨先生还同时呈上了其他一些有关信件，以证实他确是这家银行驻伦敦的代理人。
罗伯茨先生和博马克公司的秘书以后又进一步举行了两次会谈。公司董事长卢顿少校——伊恩·麦卡利斯特爵士手下那位在远东死去的副经理的弟弟——参加了第二次会谈。
他们最后赞同召开一次董事会特别会议，地点就安排在公司秘书在伦敦商业区的办公室里。除了那位身兼秘书的律师和董事长外，还有一个董事也同意来伦敦出席会议。他果真也来了。虽然按公司规定两个董事便可举行工作会议，但绝对多数却至少非三人不可。会上他们考虑了公司秘书起草的决议，以及他拿出来的有关文件。从这些文件看，兹温格利银行代表的那四位从未露过面的股东手中的股票加在一起，确实掌握了公司全部股票的百分之三十。当然，他们委托兹温格利银行全权代表他们行事，而那位罗伯茨先生的确又是银行指定的全权代理人。
会议据此得出一个简单结论：既然几位实业家一致同意合伙买下博马克公司这么一大批股票，而且他们授权的银行代理人声称，他们的意图是要向博马克公司重新投资以恢复其活力，那么公司是完全可以信任他们的。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这一举动只会使大大小小的股票持有人受益匪浅，而在座的三位董事先生又恰好全都身兼股东，因此决议毫不费事就一致通过了。罗伯茨先生作为兹温格利银行的代理人被提名成为董事会的一员。除此之外，三位董事谁也愿费神修改一下公司的“两位董事即可有权通过决议”这一现行条例；尽管如今董事会再也不像昔日那样只有五位成员，而是六位了。
基思·布朗先生现在成了布鲁日相当准时的定期来客和克雷迪特银行一位很有价值的主顾。他受到古桑先生通常给予的那种友好接待。后者向他证实了当天上午曾收到瑞士方面汇来的一笔20000 对英镑的汇款。香农当即从中取出10000 美元的现金，另开了一张注明由约翰·施林克尔提款的26000 美元的保付支票。
香农在附近的邮局挂号给施林克尔邮去了这张支票，并且附上了一封他写的信，要求这位军火商立即着手向西班牙政府申请购买那批子弹。
此时与布歇约定的会面时间还差将近四个小时，所以，他和马克·弗拉明克一起坐进一家咖啡馆，要了一壶茶，悠闲自在地消磨了两小时。快到黄昏时，他俩才驾车上路。
在布鲁日与根特市之间、布鲁日东面44公里处，有一段人迹罕至的道路。这儿路面蜿蜒曲折，狂风终日怒号着，从四周地势平坦的农田上刮来，横扫而过，绝大多数车辆都宁愿取道新建成的奥斯坦德——布鲁塞尔“ES号”高速公路往返于布鲁日和根特之间。他俩驾车沿着这条几乎已被人遗弃不用的公路走到一半时，发现了布歇描述过的那座荒废了的农场，或者不如说是找到了那块标志着一条通向农场的小径的木头路牌。木牌久经风吹雨淋，业已褪色，安置在几颗树木的后面，避开了人们的视线。
香农把车开过路牌停了下来，让弗拉明克下车去查看一遍农场的情况。20分钟后弗拉明克回来向香农证实道，农场确实废弃已久，长期无人居住。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