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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家庭本身取代了上帝的位置，但是宗教服饰还是必须要遵从一定的礼节要求。但自由思想总的来说正在逐渐走向衰落，1884~1903年间巴黎所有葬礼中有是世俗的土葬，1902~1903年间，卡莫克斯男人死后有实行土葬。这与圣德尼所记录的50％的死人进行土葬的数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圣德尼是1911年生活在巴黎市郊的一个工人。把教育从宗教中分离出来对这些工人阶级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海尼－利塔尔举行传统婚礼的仅占到40％，而且在那些所谓的团结团体的努力下还形成了新的结婚誓词和仪式。在鲁贝，自由思想家教会每年要举行50场葬礼。在死人的尸体装棺入殓时，在下葬的时刻，当钟声敲响时，牧师会为这些死去的人唱颂歌。
家庭生活（4）
自由也是有限度的。比如一些工人也提出以宗教的形式举行葬礼，但是被牧师拒绝了。在诺德就曾因为这样的要求没有被满足而引起骚乱。在所有宗教仪式中，初级教会成功地抵制了对它的改革，因为当时还没有找到更好的方式来表示青春期的开始。在失去基督教特质的地区，孩子的首次宗教仪式经常引发工人阶级家庭的争论（因为他们的父亲可能怀有强烈的反教会的思想情绪）。
宗教仪式告诉我们他们的信仰，但是更能反映出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差异对宗教仪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农村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家对此有着深入细致的研究。城市居民现在几乎无事可做，他们把过多的精力倾注到了课堂里，而忽视了家庭事务和日常生活。在19世纪，工人的私人礼仪已经和城市中中产阶级的私人礼仪有了很大区别。工人的礼仪根据他们对时空的尊重有不同的定位。他们选择的区域有街道、咖啡屋或者户外露天广场。私人礼仪的这种共性是他们在买衣服上投资的金钱越来越多的原因。住在洛林盆地的意大利人即使在经济上比较紧张时，会在周末去裁剪一套合身的衣服。劳动就是他们的生命。没有假期和真正的空闲时间（与失业者正好相反）是工人与城市中产阶级之间最大的区别。工人们利用“神圣星期一”（也就是他们星期一不用工作）与同事聚一聚，与城市中产阶级的星期日并没有多少相同之处。家庭聚会和外出旅行是工人阶级庆祝这一天的方式。而工人阶级邻里间相处融洽的生活更是城市生活所无法比拟的。在世纪交替期间，英国人的工作日安排得异常纷乱。工人强烈要求增加与家人待在一起的时间；然而，不能以此来推断工人这样做是在效法城市中产阶级。
社交礼仪是多种不同因素的微妙结合，部分是公共的，部分是私人的，部分是乡村的，部分是城市的。通过这些社交礼仪，社会团体控制了他们生活的空间，并力求为他们的存在制定一些相应的规范。
19世纪的家庭陷入了一种自相矛盾的境地。由于家庭成为社会控制最基本的单元，因此家庭的力量明显加强，也更加受到社会的尊重。家庭试图把自己的目标强加到每个个体成员身上；同时社会也宣称，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平均主义依然得到尊重，利己主义被压制，但仍然在稳步发展。结果，家庭也遭到了离心力的威胁，因为它常常会引发矛盾，有时还会导致家庭破裂。家庭就是一个小社会，不仅家庭的完整性，而且家庭无价的亲情都将受到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