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文化贫乏，课本也就那么三二本，课外书又少得可怜。所谓娱乐，就是拉二胡吹笛子。关城村郭文田是我同学，年龄比我大，身体长得瘦高瘦高的，不爱与人说笑，他老人家天生爱好乐器，拉得一手好二胡，吹得一把好笛子，我们这些毛娃娃就跟他学。一下课，人人抢那二把破二胡，起步先学《东方红》，然后再拉《绣金匾》，大有“既拉之，则为之”的气魄，虽说不专业，可也有那么一点小意思。别人听了，好像我们敲打破砂锅似的，要多难听有多难听。
文田兄是这样安慰我们的：不要着急，慢慢来。
事实是着急也没用，爱好与天赋是两个概念；慢慢来更不是我的性格，与其无望成为“大家”，还不如及早收兵回营。由此可见，爱好决定人生又是一条真理。但是，我对音乐与乐器还是非常喜爱的。
如今，文田兄已失去联络。据他四弟郭玉田（好像与我是豆罗中学同学，但我没有印象）说，文田兄现在好像在太原工作，具体地址与联系方式，他也说不上来。原因可能是忙于生计。然而，每当我想起他老人家，那高昂明快激动人心的二胡独奏曲，以及他老人家激情投入的姿态，叫我至今都回味无穷，叫我至今都浮想联翩……
在我快毕业的那年，也就是一九七六年，国家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一月八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逝世。同年七月，朱德委员长逝世。同年九月九日，毛泽东主席逝世。之后在第二年七月七日，国家恢复高考制度。
那时，祖父尚在人世。虽然他老人家受尽“有文化”的罪，但是在他内心深处，依然是“传家万事皆宜俭，聪明常在读书人”的心理，他知道“知多世事胸襟阔，阅尽名书诗境宽”。于是，我转学来到豆罗中学读书，插进文科班二十六班。
在这儿，有必要讲述一下三姑夫父亲。他老人家名叫寇黄厚，世居小豆罗村，曾担任过村里干部，与豆罗中学负责人有所来往，并且关系还非同一般。父母委托他老人家与学校校长（赵增卯，老家原平市人）交涉，交涉的结果是让我答了二份试卷：语文与数学。可能是我的分数还不错，也可能是黄厚爷爷“交涉”的因素，我才迈进豆罗中学的大门。
当时豆罗中学有一千多名学生，而且闻名遐迩。学生来自豆罗公社、下佐公社、庄磨公社、西张公社、野裕公社、兰村公社，就连忻州城里的某些学生，也找人托关系来这里上学。为什么会这样呢？就因为这里有许多好老师。因为我学得是文科，对文科老师比较了解，有*前毕业于天津大学的赵三寨老师，他老人家对历史与语文尤其精通，就是对数理化各科，也都有着很深的研究水平。后来他老人家调回地区教育学院，还是地区九三学社的支委。
还有，后来担任原平市公安局局长的李银贵老师；还有调到忻州教育学院的米玉全老师，是忻州有名的英语老师；还有调到长治的高黄娥数学老师；还有辛二亮政治老师，薛银明语文老师，康维语文老师等等。
我当时分在二十六班，班长就是内人，她还兼着校学生会主席一职。虽说我俩在同一个村子长大，但我们来往并不是很多。记得她给我捎过一次干粮，也是匆匆来又匆匆走。
学校生活是幸福而枯燥的：每天早晨跑操。跑完操吃早饭。之后上课。之后吃中午饭。下午接着上课。之后吃晚饭。之后再进教室上晚自习。日复一日，天天如此。那时候的饭，其实是从家里带的干粮，让学校食堂给热一下而已。冬天还好些，一星期回家取一次。夏天就不行了，一星期要回二次家，不然干粮就起白毛毛。家境好些的同学，还从家里带些香椿咸菜。
现在想起那时的生活，可真是“艰苦卓绝”。好在学校离三姑家不远，时间长了，还可以去她家吃顿好饭。那年我没考上，原因是多方面的。进了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