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看看，”杜涅奇卡说。
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用颤抖的双手把信递给他。他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接过了信。但是在把信打开之前，他突然不知为什么惊奇地看了看杜涅奇卡。
“奇怪，”他慢慢地说，仿佛突然有个新的想法使他吃了一惊，“我操的是哪份心？我干吗大嚷大叫？你爱嫁给谁就嫁给谁好了！”
他似乎是在自言自语，可是说出了声，有那么一会儿工夫，他瞅着妹妹，好像大惑不解。
他终于把信打开了，脸上仍然保持着某种奇怪的惊讶神情；然后他慢慢地、很用心地看起信来，看了两遍。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特别焦灼不安；大家也都预料会发生什么不平常的事情。
“这使我觉得奇怪，”他默默地想了一会儿，说，一边把信递给母亲，可是他这话并不是对着某一个人说的，“因为卢任是个办案的，是个律师，就连他说话也是这样……一副律师腔调，——可是信却写得文理不通。”
大家都骚动起来；完全没料到会有这样的反应。
“因为他们写信都是这个样子，”拉祖米欣断断续续地说。
“莫非你看过了？”
“是的。”
“我们让他看了，罗佳，我们……不久前我们商量过，”感到很窘的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说。
“这其实是司法界的文体，”拉祖米欣打断了她的话，“司法界的公文至今都是这样写法。”
“司法界的？对，正是司法界的，公文式的……倒不是说十分不通，可也并不完全合乎语言规范；是公文式的！”
“彼得·彼特罗维奇并不隐瞒，他没念过多少书，甚至夸耀他是靠自我奋斗，取得了目前的社会地位，”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说，对哥哥的新语调有点儿生气了。
“有什么呢，既然夸耀，就是说有值得夸耀的东西，——这我并不反对。妹妹，我看完了信，竟提了一个这么不够郑重的意见，你好像是生气了，心想，我是由于恼怒，故意挑出这样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来挖苦你。恰恰相反，由于文体，我才想到了一个在目前情况下绝非多余的意见。信上有这么一句话：‘咎由自取’，写上这句话，意义重大，用意是明显的，此外，还有一句威胁性的话，说是如果我去，他立刻就走。这要走的威胁，也就等于威胁说，如果你们不听话，他就会抛弃你们，而且是现在，已经把你们叫到彼得堡来以后，现在就抛弃你们。嗯，你是怎么想呢，如果卢任的那句话是他（他指指拉祖米欣），或者是佐西莫夫，或者是我们当中随便哪一个写出来的，会不会同样令人感到气愤呢？”
“不——会”，杜涅奇卡兴奋地回答，“我很明白，这话说得太天真了，可能他只不过是不善于写信……你考虑得很有道理，哥哥。我甚至没料到……”
“这是司法界的说法，而用司法界的语言，就不能写成另一个样子，结果写出来的也许就比他所想的更粗鲁些了。不过，我一定会让你有点儿失望：这封信里还有一句话，一句诽谤我的话，而且是相当卑鄙的诽谤。昨天我是把钱送给了那个害肺病的、悲痛欲绝的寡妇，不是‘借口安葬’，而是，就是用来安葬死者的，也不是交给了女儿——像他信上说的，一个‘行为不端’的姑娘（昨天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她），而是交给了寡妇本人。我认为，这分明是他迫不及待的愿望：诋毁我，挑拨我和你们争吵。这句话又是用刀笔吏的语言说出来的，也就是过于明显地暴露了目的，而且是十分天真地急欲达到这个目的。他是个聪明人，不过要想做得聪明，单靠聪明还不够。这一切活活画出了一个人的面目，而且……我不认为他十分尊重你。我把这些告诉你，唯一的目的，是让你接受教训，因为我真心诚意地希望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