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行警示教育、廉政教育。
他从来不相信有什么长效机制、一劳永逸、一抓就灵之说，但有些东西搞与不搞，效果还是不一样的，至少在短期内还是有效果的，能唬住一批胆小的。
他知道，随着辽东经济的调整发展，腐败肯定还会继续下去，反腐当然也会继续下去。
他会尽量用后世的经验把握反腐与建设之间的平衡，但在面上还是尽量营造不敢贪、不能贪、不想贪的氛围。
同时他还要努力把握反腐的度，不能过猛，也不能太松。
严格地讲，大明的法律不够合理，辽东的法制还不健全，他只能凭感觉把握这个尺度。
郭氏兄弟和张信接连被处理后，辽东反响巨大。商户们开始积极纳税，官员们也不敢把手伸得太长。
到了年底，明月一算账，辽东全年的财政收入竟然达到了六百五十万两，其中罚金收入就达到一百二十万两。辽王府终于扬眉吐气了一回。
当然也有少数人觉得这几年在辽东已经捞够了，赚够了，开始跑路到内地。
方孝孺和李严连忙报告辽王，请求通报刑部，发布海捕文书，将他们抓捕归案。
辽王却吩咐他们不要阻拦，说道：“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们去吧。他们回到关内死得更快。”
后世的一些官员和商人在内地捞足了钱后，总喜欢移民到国外，最后却发现国外反腐的政策比国内更严厉，光是洗钱和偷税漏税两项罪名就会让他们惶惶不可终日。
辽王感觉，此时的辽东就如刚开放的后世大陆，充满了机会，充满了活力，政策也最宽松。如果连辽东都忍受不了，在内地更难活下去。如果大家把心思放在正道上，挣的总比捞的多。
不过由于大明官员待遇偏低，以解缙为代表的礼部官员在内地占小便宜搞习惯了，在为辽王办事的时候，总是有意无意虚列一些开支，多报点小账；为百姓办事时，也会收点土特产，捞点小钱。
李严抓住这些人的把柄，也是一通猛搞，差点把这些人都吓回内地去了。
辽王不得不将李严调离沈阳城，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