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名。嘉佑元年（1056年），欧阳修上书皇帝赵祯，极力称赞包拯“清节美行，著自贫贱，镜言正论”，包拯由此得到重用；但没多久，他却又亲自“弹劾包拯”。
嘉佑四年（1059年）3月，赵祯任命张方平为三司使，被包拯弹劾掉。赵祯又任命宋祁，但包拯也认为不合适。赵祯见自己的两次任命人选都被包拯弹劾掉，不仅不恼，反而乐了，哈哈一笑：“得，原来啊，就你包拯这家伙，最合适！”，立刻任命他为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包拯竟然不懂得“谦虚婉辞”，丝毫不推托，满口答应。
欧阳修对包拯“逐其人而代其位”的行为十分愤怒，马上写了《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批评“拯性好刚，天姿峭直，素少学问”，直言“拯所谓牵牛蹊田而夺之牛，罚已重矣，又贪其富，不亦甚乎”，怀疑包拯品行不良，强烈呼吁赵祯不要重用包拯。
一时间，“外议哗然”。包拯也吓坏了，躲在家里，不敢上朝。
虽然赵祯不改成命，但包拯显然不想与“昔日推荐人”发生正面冲突，躲了欧阳修很长一段时间，才走马上任。后来的事实表明，包拯在这个职位上干得相当出色，“其政严明”，“人品之高，出处之正”，“足以师表后世”，连司马光都称他“刚而不复”，不愧被后世称为“包青天”。
包拯传世的诗篇只有一首：“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翰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比起 “诗词文史通才”的欧阳修来说，不仅是“素少学问”，简直就是“毫无学问”了！――这，大概也是两人谈不到一块去的缘由吧？两人年纪相仿，泛泛共事二十多年，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
而范仲淹比欧阳修大18岁，二人却一见如故、惺惺相惜，成了忘年之交。
景佑三年，范仲淹因上章批评时政，得罪宰相吕夷简，被贬饶州。刚刚进入仕途、年仅二十出头的欧阳修挺身而出，为他仗义疏言，结果也被贬了职。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也兴致昂然，积极提出了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到庆历五年，范、韩、富等 受到排挤陷害，相继被贬，欧阳修又站出来，“慨言上书”，坚持要为范仲淹、为“庆历新政”讨个“说法”。这次又触怒了权贵，受到重罚，甚至被扔进监狱，最后被贬为滁州知州。
欧阳修到滁州后，工作之余，常常到琅琊山上的一个亭子中喝酒，饮少辄醉，自己取了个“醉翁”的名号，并给亭子起名叫“醉翁亭”。庆历六年（1046年），也就是“庆历新政”失败后的第二年，范仲淹在邓州写了《岳阳楼记》以自勉，欧阳修在滁州也写了《醉翁亭记》，与朋友遥相呼应。
但这两篇文章，风格迥异。《岳阳楼记》通篇写“忧”，“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醉翁亭记》纯是写“乐”，“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乐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其乐无穷也”。这也足见两人性格上的差异：范仲淹壮怀激烈，而欧阳修则豁达洒脱，“伤疤一好，就忘了痛”。
范仲淹去世之际，欧阳修悲痛欲绝，亲自制作了《范公神道碑》以资纪念。但在欧阳修晚年，因“濮议之争”与范仲淹儿子范纯仁政见不同，争执中产生嫌隙。范纯仁擅自删削了欧阳修视为珍宝的《范公神道碑》，更令欧阳修伤心、气恼之极。从此，两家不再来往。一段热烈而纯正的“世交友谊”，在政治风波中完全被扭曲，就这样黯然寥落、嘎然而止了。
范仲淹逝世后，欧阳修对“政治改革”也失去了热情，而将所有的热情都投放到了“文学改革”上。嘉佑二年（1057）二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主持进士考试，开始改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