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一块石头上，大家都看不到，几乎一动不动趴。从早晨坐到吝群回来的时分。她生肺病已经非常虚弱，坐在那里越来越经常地把头靠在岩石上，闭着眼睛，打着脑，呼吸很吃力；她的脸瘦得已像一个骨架，额头和双鬓则冒出虚汗。我见到她总是这样，我只去一会儿，因为我也不想让别人看见我。我一出现，玛丽立即打起颤来，睁开眼睛，扑过来吻我的手。我已经不再移开手了，因为对她来说这是幸福；我坐在那里的时候，她始终战栗着，哭泣着；确实，有几次她已开口说话，但是很难听懂她在讲什么。她常常像个失去理智的人，异常激动和欣喜。有时孩子们和我一起去。这种时候他们一般总是站在不远的地方，开始为我们警戒，免得发生什么事或被谁看到，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乐意干的事。当我们离开时，又剩下玛丽一个人，她又像原来那样一动不动，闭上眼睛，头靠在岩石上；也可能，她梦见了什么。有一天早晨她已经不能到畜群那儿去了，留在空洞洞的自家屋子里。孩子们马上就知道了，几乎所有的人这一天里都到她那里去看望她，她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被窝里。有两天就这些孩子们轮流跑来照料她，但是后来，村里人听说玛丽已经真的要死了，村里一些老太婆便到她这儿来守着，值班。村里好像开始可怜起玛丽来，至少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阻拦和责骂孩子们了。玛丽一直处于半睡的状态中，她睡得不安稳：咳嗽很厉害。老太婆们赶开孩子们，但他们跑到窗口下，有时只是一会儿，就为了说一句：‘Ｂｏｎｊｏｕｒ，ｎｏｔｒｅ ｂｏｎｎｅ Ｍａｒｉｅ＊。”而她仅仅是远远地看到他们或者听到他们的声音，便全身都振奋起来，并且不听老太婆们的劝阻，用力撑坐起来，朝他们点头，表示感谢。他们像过去那样给她带来糖果，但她几乎什么也不吃。我请你们相信，因为有了他们，她几乎是幸福地死去的。因为有了他们，她才忘记了自己的苦难和不幸，她似乎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宽恕，因为直至最后她都认为自己是个罪孽深重的人。他们像小鸟一样在她的窗口扑打着翅膀，每天早晨对她喊着：‘Ｎｏｕｓｔ’ ａｉｍｏｎｓ， Ｍａｒｉｅ’＊＊她很快就死了。我以为，她能活得长得多，在她去世的前夕，夕阳西下前，我顺便到那儿去；好像他认出了我，我最后一次握了她的手；她的手多干瘪呀！突然第二天早晨有人来说，玛丽死了。
这下可无法阻拦孩子们：他们用鲜花把她的整个灵枢装饰了起来，给她头上戴了花冠：教堂里的牧师已经不再玷辱死者，葬礼上去的人很少，有些人只是出于好奇才去；但当要抬灵枢时，孩子们一下子都奔过去，他们又亲自抬它。因为他们抬不动，于是便帮助抬，一直跟在灵枢后面跑着，哭着。从那时起玛丽的坟墓经常有孩子们去照料：每年他们都用鲜花装饰它，在四周像上玫瑰。但是从这次丧事后全村人因为孩子的事而开始排挤我。主谋便是牧师和学校的教师。村里甚至禁止孩子们跟我见面，而施奈德甚至担负起监察这件事的责任。但我们还是能见到，老远用手势来表达意思，他们常给我像来小纸条。后来这一切太平了，但那时我与孩子们的关系非常好。因为这种排挤，我跟孩子们反而更亲近了。最后一年我甚至跟蒂博和牧师也几乎和解了。而施奈德跟我说了和争论了许多有关对孩子们进行教育的我那种有害的‘方法’。我哪有什么方法！最后，施奈德对我说出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想法，一那已经是在我动身离开之前了，……他对。我说，他完全确信我自己还完全是个孩子，也就是说十足是个孩子，我不过是身高和脸容像成人，至于说发育，心灵，性格，甚至可能智力，我则不是成人。而且即使我活到６０岁，今后也仍是这样。我听了哈哈大笑：他当然说得不对，因为我怎么是小孩呢。但有一点是对的，我真的不喜欢跟成年人、跟人们、跟大人们耽在一起，我早就发觉这一点了。我不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