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想起另一个大明星，他叫赵丹。
赵丹是上个世纪的著名电影演员，又是左翼文艺工作者。一九四九年前，演过《马路天使》、《十字街头》等极为出色的影片；一九四九年后，演过《林则徐》、《聂耳》等非常革命的电影。一方面，赵丹真诚地接受共产党领导，终极愿望是能扮演周恩来、闻一多和鲁迅。另一方面，赵丹谙熟艺术，懂得艺术内部规律和基本特性。这两个方面，有时是可以调和，但更多的时候是矛盾的。赵丹为此而苦恼，也为此而思考。后期的赵丹像一只投林的倦鸟，用更多的时间画画、写字。到了一九八零年，身患癌症且到晚期的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于是，就这个文艺界普遍关心的问题，道出了肺腑之言。他说：党大可不必领导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谈话于十月八日由《人民日报》刊出全文，得知这个消息，已经不能说话的他，“眼珠转了一下”。十月十日赵丹去世。这是他最后的话，被称为“赵丹遗言”。“遗言”流传广远，反响强烈。巴金在《随想录》一书中写道：“赵丹说出了我们一些人心里的话，想说而说不出的话。可能他讲得晚了些，但他仍是第一个讲话的人……他在病榻上树立了榜样。”作为意识形态总管的负责人，也讲了话。他说：“赵丹临死还放了个屁。”足见，在这个圈子里混，即使享有盛名，说话也是需要勇气的。
三十年后（二零一零年），姜文针对那些“跪着赚钱”的导演，说了句：“站着把钱赚了。”这里的“站着”，是指：“政治上不苟且，艺术上不媚俗。”其实，“不苟且，不媚俗”不是什么高标准，但电影同行认为说出这样的话，也是担着风险的。
面对这样的环境（哪怕是在香港），出于私心，我希望林青霞平静地生活。焦雄屏说：“林青霞胆小。”艺人一般都有些胆小。长期以来，这个群体很风光，很傲气，但内心脆弱，有卑微感。然而遇到大事，很多艺人是有立场、有选择的。比如胆小的梅兰芳，日本人打来，他说不唱戏，就不唱。和孟小冬分手，梅老板也是很有决断的。林青霞不宜和梅兰芳放在一起做比较，但遇到大事，也是不含糊。每逢台湾选举，她一定要回到台北，不放弃自己的选票，不放弃支持国民党。
近几年，林青霞拿起笔，开始写作，在董桥等朋友的鼓励下一步一步上了路，直至在香港报刊上开设专栏。
演员在舞台上和银幕里，千姿百态，尽情宣泄。一旦回到生活中，他们往往要紧紧包裹住自己，用距离感维护、封闭自己和自己的形象。用她的话来说，就是“整个人很紧绷，防御心很重”。当然，也有一些明星在生活中尽量享受其银幕形象的影响，把自己的精力和肉体奉献给玩乐、聚会、时尚、嬉戏、麻将、闲聊、社交、赌博、奢侈品，靠消遣和挥霍来填充时间。女演员还希望能拥有大量的爱（包括一个收入丰厚的丈夫），境况富裕地过好后面的日子。一般来说，银幕背后、电影之外的明星，我们这些普通人是不了解的。传媒、娱记们尽管每天追踪明星的行迹，但也是难以真正了解他们，进入他们的生活世界，特别是内心世界。外面承受压力，里面忍受孤独，这是艺人的常态。艺人越有名，压力就越大，人就越孤独。别看前呼后拥，没有安全感的正是这些红得发紫、热得烫手的名艺人。所以，我在二零一二年修订版《伶人往事》的序言里，感叹道：“浮云太远，心事太近。梅兰芳或热情或宁静，他距离这个世界都是遥远的。”林青霞原本也如此，但是自从她拿起了笔，情况就有所变化。写散文，就要把自己摆进去，因此她必须写自己。
在这本新作里，有一篇叫《忆》的文章。林青霞笔下涉及张国荣。她写自己来到香港文华酒店二楼，踏进长廊后想起从这里跳楼而亡的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