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就是个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嘛！”林彪鼓吹毛泽东是天才。毛泽东说：“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１９１８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从１９６５年“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夕到１９６９年党的九大，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总的说来是融洽的，他们两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认识基本是一致的，至少没有公开发生过“顶牛”现象。
然而到九大，事情慢慢起了变化。在１９７０年８月２３日至９月６日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两人的矛盾越来越明显了。毛泽东决定让林彪在九大上作政治报告，并说：这次报告不要事先写出稿子，口头讲，然后整理一下；如果需要对外发表，就摘用记录稿。林彪提出，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作正式报告，最好请中央文革小组给写个稿子。如果必要，可以像七千人大会那样，他另作一个口头报告。但对外发表，还是以中央正式通过的稿子为准。毛泽东同意了，决定由林彪负责，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人组成起草小组。然而，在起草政治报告的过程中，陈伯达和张春桥、姚文元发生了分歧。陈伯达不愿意和张、姚合作，自己关起门来单干。张、姚则在康生、江青的支持下，另外起草了一个稿子。在讨论张、姚的稿子时，陈伯达提出了这样的意见：“还是应当搞好生产，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尽搞运动，运动，就像伯恩斯坦所说的‘运动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陈伯达的意见其实是林彪的意见。陈伯达的意见激怒了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批评陈伯达按照林彪意见撰写的报告是在鼓吹“唯生产力论”，而毛泽东最终采用了张、姚的稿子，并作了多次修改。不但如此，毛泽东还严厉指责陈伯达“脚踏两只船”，意思是陈伯达在他毛泽东和林彪之间搞政治投机。林彪当然也不肯轻易让步，他对毛泽东肯定的政治报告根本不看，没好气地批了一句：“不掠他人之美。”他只是在九大上念了一遍，敷衍了事。甚至他在会前说过这样的话：“念错的越多越好。”
“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也是林彪的独创：“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为纪念十月革命胜利５０周年，１９６７年由陈伯达、姚文元执笔的《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一文，多处用“天才地”这一副词。此文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可用”。可是，到１９６８年，情况有了变化。１９６８年１０月，在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九大党章草案时，毛泽东两次提出删去草案中出现的三个副词。当时有人报告毛泽东说这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新党章不写不好吧。毛泽东说，党的代表大会有权修改以前的任何文件。因此，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公报、九大的政治报告和新党章都没有再用这三个副词。１９７０年讨论修改宪法时，为写不写这三个副词，吴法宪和张春桥发生了尖锐冲突，吴法宪还拍了桌子。吴法宪将此情况报告了林彪，得到林彪的支持。吴法宪还得到了陈伯达的支持。然而，毛泽东却是支持张春桥的。１９６６年７月５日，毛泽东在中宣部的一份文稿上，作出了关于不要用“顶峰”，“最高指示”，“最高、最活”一类语言的批示。毛泽东所不同意的这些语言，恰是林彪自鸣得意的创造。早在１９５９年９月至１０月，林彪就在全军干部会议上大讲“顶峰论”，他说：“现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什么？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时代思想的顶峰。”以后，林彪在多种场合反复讲，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１９６７年，毛泽东对林彪“发明”并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的“四个伟大”题词：伟大的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