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胡适在1925 年1 月17 日的日记中写道：“通伯（即陈通伯）又谈北大所谓‘法国文化派’结党把持，倾轧梦麟的情形，闻之一叹。梦麟方倚此辈为腹朋友呢！ 。。
五、烟霞洞系狱（3）
我虽早窥破此辈的趋势，但我终不料他们会阴险下流到这步田地！
此辈者，李石曾、顾孟馀、沈尹默一班人也。”另一派的当事人之一沈尹默在《我和北大》一文中写道：“胡、傅（即胡适、傅斯年）诸人后来和我势同水火，我南迁后，蔡先生（即蔡元培）时在京沪间，但我每次拟去看蔡先生，均不果，即胡、傅等人包围蔡所致。”
这种派系之争，常常造成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不幸结局。张竞生在北大，本来既不首鼠两端，也不依违其间，他是一只闲云野鹤，从来都是独来独往。但由于他是留学法国出身，对方以出身画线，他也就难脱干系，身不由己地卷入了漩涡，成为派系斗争的牺牲品。加上他编辑出版《性史》，招来满城风雨，累及北大名声；又与周作人、周建人等浙江派大打笔墨官司，更加投鼠忌器。原来在上海法租界，对方奈何他不得，一旦离沪赴杭，进入他们的势力圈内，迅予罗织罪名，逮捕法办。
在得知张竞生即将来杭的当天，浙江省政府恰巧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省政府主席是张静江，蒋梦麟除任省政府委员和教育厅长外，还兼任省政府秘书长，可谓权倾一时。在会上，蒋梦麟历数张竞生“宣传性学，毒害青年”的劣迹，声称如不加以拘禁，任其招摇过市，谬种流传，将有违优良风俗，影响世道人心，至于宣淫诲淫，荼毒青年心灵，尤其罪不容诛！
省主席张静江虽不明了蒋梦麟挟私以报的阴险用心，但对他危言耸听的言辞却颇不以为然。张静江出身于浙江吴兴世家，曾随清廷驻法公使孙宝琦赴法任使馆商务随员，信仰无政府主义，在法国开办过公司，出版过杂志，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一直给予经济上的援助。张竞生在巴黎留学时，曾在李石曾家里多次见过他。他与老朋友议论风生无政府无宗教无家庭等学说，所谈男女关系的见解，尤其闻所未闻，给张竞生留下深刻印象。他说：“世人过分重视性的关系，最为错误。盖社会所以划分男女关系，如此明显，乃传统的习惯使然，而重重罪恶即缘是产生。此种习惯未尝不可改革，譬如我们的手可行握手礼，口可以接吻礼，则性的关系又何尝不可用以行礼乎？”这样超越前进的思想，与谭嗣同所著《仁学》的学说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潜移默化中是曾经给予张竞生的性学研究产生过影响的。正是这层渊源，张静江并不赞成对张竞生实行拘捕，但既然蒋梦麟提出来，张静江也不便公开反对，只好让此提案先行通过。但会后，他立即把省政府科员林澄明找来，暗中嘱咐他明天一早就要到烟霞洞通知张竞生赶快离开杭州，回到上海，否则将会有麻烦。
张静江以为这样做万无一失了，因为林澄明就是广东人，他应该知道轻重，如何行动。没想到这个林澄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一大早开车出来，不是上山救人，而是绕着西湖兜风，等他兴尽想起正事，回到省政府时，张竞生已经被羁押在待质所了。
人若走霉运，喝凉水都塞牙。作为一个执著于探索世界本质与人生意义的思想者，张竞生深深懂得，人生，有遇有不遇；命运，有达有不达。然而，这种从天而降的牢狱之灾，却令他措手不及。
现在，他从一个落魄者完全转变为一个哲学家。虽然哲学是他的本行，但如果可以没有命运的打击，他宁愿不当所谓痛苦的哲学家。 。 想看书来
五、烟霞洞系狱（4）
伊壁鸠鲁说过，人生不是神圣艺术家的预定设计，它只是机械的宇宙中的一个偶然事件。张竞生突然对这种偶然事件惧怕起来，他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