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副军长，北平市长的秦德纯秘密南下赶到庐山。一方面报告华北形势，另一方面也向中央面请机宜。
最高领袖则一方面承认了宋哲元在华北的地位，又诡秘地指示秦德纯：“日本乃是实行侵略政策的军国主义国家，其侵略目标，现在正在华北。但我民国统一未久，内乱未平，国防准备未及。一时间也不能急就，未便与日本人全面作战。因此拟将维持华北咽喉重地的责任，就交与宋明轩将军负责了。务须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国防。宋明轩将军在华北维持的时间越长，对国家贡献越大，只要在不妨碍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之大原则下，妥密应付日本人，中央定予支持。此事须密告宋军长，勿向任何人道及为要。”
回到北平的秦德纯把面见最高领袖的前前后后详细地向宋哲元做了汇报。
宋哲元占据平津地区，发号施令与华北，手下部队大发展带来的喜悦从这一天就烟消云散了，开始在矛盾、痛苦的情况中苦苦挣扎：一方面，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中**人，宋哲元和他的29路军从感情上是爱国仇日的，长城抗战，正是他这种情感的淋漓尽致的体现；但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与日益骄狂的华北日本驻屯军“和平相处”，表面亲善。
1937年前，最高领袖先是忙于剿共，后又忙于进行抗战的准备，迫切需要时间，在华北地区，面对小日本人的咄咄逼人，需要有人先与日本人虚与周旋，稳住日军，因而指示宋哲元凡遇日军挑衅，多退让（就他妈没进过），不轻言抵抗（压根就没打算抵抗）。在很多方面可以说正是因为最高领袖这个暗示，使小日本人在华北地区得寸进尺，日益嚣张，至1937年年中，华北局势反而成了不可挽回的颓势了！
另外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宋哲元也有挟日本人以自重，乘机扩充自己的实力的一本小账。作为一个旧军阀他不可能没有私心。宋乃西北军旧部，冯玉祥老部下。冯玉祥这个最高领袖的老大哥几次倒蒋，最高领袖倒不会拿他如何目标太大，但最高领袖的气量路人皆知，冯玉祥这杆大旗他不会动，但作为冯玉祥倒蒋的资本，其手下却跑不了的。最高领袖为一件小事会忍上多年，只要有机会是定会好好收拾一顿的。1935年6月，最高领袖就以一个小借口免去了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的职务，就再次给宋明轩上了活生生的锱铢必较无情剪除异己的一课。难堪和怨愤中，宋哲元也开始和小日本人频繁接触。
说到底，宋哲元不愿意丢掉自己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华北地盘，更不愿意惹恼了日本人或者南京政府，丢掉军队的老本。大家都知道，军队、地盘就是当时军阀的根本，是军阀安身立命的资本。所以宋哲元为这一切，不得不艰难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利益根本对立的之中周旋：既要混迹于日本人之中，背负“汉奸卖国贼”的骂名；却又要代表中国华北地方政府与日本人对抗，被日本人骂成“不重情义的老滑头”。真他妈是耗儿钻进风箱里，两头受气不讨好！
进入1937年，随着日本调整大陆政策，并吞华北之心益急，华北地区中日矛盾日益激化。仅靠宋哲元虚与委蛇已经无法解决问题，以“不丧权，不辱国，不说硬话，不做软事”自誓的宋明轩搞得头大如牛，疲惫无奈，只好对秦德纯说：“近日，麻烦不断，日本种种无理要求，皆是关系我国主权领土之完整，断然不能接受的。而日方复无理取闹，我心绪烦乱，意请假数月，暂回山东乐陵原籍，为先父修墓地。这里就由你负责与日本人周旋，一则尚有伸缩余地；二则我也相信你是有适当应付办法的。只要记住：对日交涉，凡有妨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一概不予接受；为了避免双方冲突，亦不要停止联系，不要谢绝。”
秦德纯无奈地接过这个担子。宋哲元交代的这纯粹就是一操蛋的前后矛盾的话：不接受又不谢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