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加拿大，近年来有英皇等多所私立学院被关闭，但其原有学生的助学、奖学金只要手续齐备、来源正当，基本未受影响。贫困学生能升学读书本已不易，不幸碰上学院有问题更是雪上加霜，此时此刻，他们之需要社会的扶助帮衬更甚于常人，如果“办法”却恰把他们屏于扶助保护伞之外，岂不是有些不近情理？
至于““毕业生一次性就业率达全省平均水平以上”就更不近情理了：“平均水平以下”的学院，倘使国家办的，是否也一样失去资助资格？若是，岂不意味着我们的助学、奖学金把整整一半学子抛弃在外？若不是，那么还有何平等可言？
和收入相比，中国家庭对子女上学费用负担之沉重，已到了让所有人不得不关注的地步，在此情形下，“损有余以补不足”的奖学、助学金发放，就更应力求公平、普及，让更多学子及其家庭受益，而不能因一时考虑不周，让追求公平的努力过程，又产生出新的不公平来。
………【还员工以领或不领加班费的权力】………
尽管有关部门三令五申，国庆长假期间仍有众多加班者领不到加班工资或补贴，其中既有白领也有蓝领，既有民企也有国企，甚至外企也有不能免俗的。
按相关制度规定，7天长假的前三天，加班者需支付相当于本人日工资三倍的加班工资，且不得用补休代替，而后4天则必须给予补休。但事实上，许多企业连日常工资标准的加班费也不肯拿出，甚至不给不休也绝不罕见。
如果我们不仅把目光瞄准“长假”，而更多关注员工们的日常作息，就会发现双休日加班和平时晚下班等“变相加班”现象更加普遍，而且这种加班和变相加班往往分文不给，补休更是想也别想，也就是说，节日无偿加班现象蔓延的背后，是一些企业在平时即频繁迫使员工加班、变相加班这一普遍现象的突出表现。
和国外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差距是相当大的。在加拿大，《劳工标准法》、《联邦劳工法》等对加班有严格限制：一周工作时间不得高于44小时，如果超过则算加班，必须按小时付给150％的工资；一周内加班只要超过4小时，老板必须征求雇员及其公会的同意，且要报请政府的主管部门“雇佣标准局”备案；不论出于任何理由，都无权要求雇员加班超过每周16小时。
对于这项规定不论雇主还是主管部门都严格执行，主管部门会定期监控执行情况，并对违反规定者严惩不贷；雇员一旦被要求超过法定标准的加班，或无偿加班，就可通过公会或自行向主管部门要求核查、补偿，甚至直接向法庭起诉，只要证据确凿，几乎铁定胜诉，而违反加班规定的雇主将受到极其严厉、难以承受的处罚：今年6月5日，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CIBC）一位34岁出纳达拉。弗莱斯科以银行拖欠加班费为由，代表银行员工将雇主高上法庭，如果胜诉，银行将不得不赔付6亿加元的巨额补偿。
不但加拿大，欧美各国都对加班加以严格限制，对无偿加班予以制止，甚至一些小国、穷国也不例外。笔者曾在西非穷国贝宁工作多年，当地劳动部门对加班就有严格限制，有一家中国公司雇佣了一名当地女佣，4年间拒绝给她带薪休假并多次让其无偿加班，结果女佣告上劳动仲裁法庭，该公司不得不乖乖掏出相当于四倍假期薪水的罚金。
从这些事例中不难看出，对比国外，中国员工缺少了两项权力，即“领加班费权”——加班领取加班工资的权力——和“不领加班费权”——拒绝加班坚持休息的权力。
付出劳动，依法获得报酬，是劳动者的神圣权力，任何人不应侵犯；在法定工作时间外行使休息权，放松自己，与家人团聚，同样是劳动者神圣权力，同样不应受任何人侵犯，加班有偿，加班自愿，是天经地义的两**则。遗憾的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