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命令文告，“诰”是帝王对臣子的命令，“章”是臣子向皇帝呈递的奏疏，“表”是臣下向皇帝陈情的文书，还有“古赋”这种韵文文体；
第三场考经史时务相关的策论，要求从经史时务中出题，考生直述观点，字数在一千字以上。
此次科举，汉人、南人列为一榜，按名次授予不同品级官职；蒙古、色目人通过两场考试即可赐进士及第。此次科举共录取了约一百人。
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曾对约 50 对旧律进行了全面审查，其中 30 部做出了重大修订。
一年内，他亲自监督处理了超过 1000 件积压的重大案件，使得冤假错案的平反率提高了 30%。
还增设了专门的法律监督机构，每年至少进行 4 次全国性的执法检查，查处了 200 余名违法违纪的司法官员。
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在法律方面的努力，也为社会的稳定和秩序提供了保障。而在这相对稳定与繁荣的文化环境中，为文化发展提供了一定空间，涌现出苏天爵、袁桷等杰出文人。
苏天爵，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出身书香世家，自幼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对经史子集皆有深入研究。
早年，苏天爵在地方任职，积累了丰富的理政经验，深知民间疾苦。他为官清正廉洁，刚正不阿，敢于直言进谏，不畏权贵，因而深受百姓爱戴和朝廷信任。
苏天爵在元朝官至监察御史、礼部侍郎等职。因其深厚的史学功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元仁宗时期，朝廷委以他编纂《元朝名臣事略》的重任。
为完成这部着作，苏天爵广泛搜集资料。他查阅大量官方文献、私人笔记以及民间传说，走访众多名臣的后人及相关人士。经过数年辛勤努力，对收集的资料进行细致筛选、整理和考证，《元朝名臣事略》最终问世。
这部书收录了元朝初期四十多位名臣的事迹。记述木华黎时，详细描述他跟随成吉思汗征战四方，智勇双全，多次以少胜多，为蒙古帝国开疆拓土立下赫赫战功，且对待部下宽厚仁爱，深受将士拥戴。
写耶律楚材时，着重展现他力主推行汉法，提倡以儒治国，建议设立科举制度，选拔人才，为元朝文化和教育事业奠定基础，同时积极推动经济改革，制定税收政策，促进经济发展。
苏天爵还着有历史学着作《资治文稿》。在这部作品中，他通过对历史事件深入分析，总结出许多治国理政的经验和教训，以独到见解和敏锐洞察力，对各朝代政治得失进行评判，为当时统治者提供有益借鉴。
袁桷，庆元路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出身书香门第的他自幼受到良好教育，精通经史，擅长诗词歌赋，文风典雅，意境深远。
袁桷得到朝廷赏识，被任命为翰林国史院检阅官等职。
在史学方面，袁桷参与多部史书编纂和修订工作，注重史料收集和考证，力求还原历史真相，主张以客观、公正态度书写历史，不偏不倚评价人物和事件。
袁桷的史学着作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研究元朝科举制度时，他详细梳理其发展脉络和特点。
袁桷与虞集关系紧密，虞集乃元代着名文学家，着有《道园学古录》等作品，其诗文典雅清丽。袁桷与虞集在文学观念和审美追求上相互启发，共同推动了元代文学的发展。
袁桷还与杨载往来频繁，杨载以雄浑刚健的诗风着称，着有《杨仲弘诗集》。他们相互借鉴彼此的诗歌风格，使各自的创作更具特色和深度。
此外，袁桷与范梈也常有交流。范梈的诗作意境清幽，着有《范德机诗集》。
元仁宗尽管挑战重重，文化领域仍有可圈可点之处。这些文人墨客之间的交往和切磋，不仅促进了个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