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建筑师以及教师、记者、编辑、医师、会计师等等。职员与知识分子无论是职业构成还是职业特征均有着诸多差异，之所以将他们归之于同一个群体，根本的原因是其内在的作为一个群体必需的共同要素已经具备：那就是他们均受过较高的教育，以拥有的某项专门技能而非体力劳动服务于社会，有一个体面的职业，具有较强的现代性，其产生和发展与现代化造成的社会分工密切相关。连连，同前引书，第32页。 涂尔干认为，现代社会由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的转变乃是社会分工的后果，社会分工正日益成为社会秩序的基础，表现为职业的分化以及个人活动的多样化。随着社会专业化程度日益提高，横向的社会分工必然导致纵向的社会分层。当生产资料的占有在人们收入和财富获得过程中的意义下降，社会个体或群体以教育水平为基础的技术水平的意义上升时，人们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就不再作为界定阶级属性和社会地位的唯一标准了，而人们的职业结构及职业地位则成为社会分层的主要要素。因为社会分层及社会不平等的存在是有一个由市场需求决定社会财富分配的对其占有必须具备相应资格或技术水平与教育水平的职业结构。也就是说，职业分层与收入结构和财富分配结构具有密切的关系。因此，职业结构和职业地位既是社会阶层地位的主要标志，也是社会分层的主要标准，并为研究上海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中产阶层的社会态度及生活方式提供了方便。
上海中产阶层的职业结构和职业地位与近代上海社会转型密切相关，20～30年代上海职业构成的复杂化和专门化源自于经济结构的新变化，第二产业发达，第三产业迅猛发展，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强化社会管理与社会组织的功能，由此带动社会管理层及企业管理层、办事人员、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等职业阶层的增多，这是社会经济结构向现代化方向转变中在劳动类型方面表现出的重要特征。其产生与发展既是现代化的社会后果，又成为现代化的加速器。忻平，同前引书，第86～88页。 因此，从职业结构来看，尽管新中产阶层从事的职业各不相同，但都源自于上海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并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变化的潮流和趋向。其中商业从业人员是第三产业中人数最多的主项，以“四大公司”为主干的现代商业成为上海商业的基本方向，带动着全市各类商业不断加深现代化程度。1935年作为社会生活管理层的“党、政、军”及其政府相关企业中的半脑力劳动的“办事人员及有关人员”已达到了3％以上。科技、文化、教育、卫生、体育、艺术等非物质性部类的职业人口数量已大为增加，如果加上“学界”和工商业中的白领管理人员，已接近或大于5％。同上引书，第87～88页。 职业结构重心的变化一方面扩展了职业范围，打破了单一的职业结构，另一方面导致社会流动速度加快，劳动力的垂直流动及横向流动，优化了社会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源配置。由于职业的获得主要依靠自致因素，而非代际传递，因此职业人口中的现代性成分大大增强。正如英格尔斯所言：“在发展中国家，更加现代的机构越多，这些机构分布越广泛，它们的人民中就有更多的人具有我们称之为现代的特征。”阿列克斯·英格尔斯、戴维·H�史密斯：《从传统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的个人变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第434页。只是新兴职业的发展尚未取代大量传统的职业，正处于新旧杂陈的嬗变阶段，从而具有典型的社会转型期特征。
中产阶层的职业地位源自职业结构的变化，它取决于社会分工之下市场的需求状况、职业的社会功能及职业本身的知识技术含量，并通过收入或报酬的量化指标显示出地位的高下之别。戴维斯认为，与职位相联系的报酬大小的决定因素是：（1）对社会的功能重要性；（2）合格人员的相对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