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籓前饬沪厂造兵船外，另造商船四五艘。闽厂似亦可间造商船，以资华商雇领。现与曾国籓筹议，中国殷商每不原与官交涉，且各口岸生意已被洋商占尽。华商领官船，另树一帜，洋人势必挟重赀以倾夺，则须华商自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本钜用繁，初办恐亦无利可图。若行之既久，添造与租领稍多，乃有利益。闻华商原领者，必准其兼运漕粮，方有专门生意，不至为洋商排挤。将来各厂商船造有成数，再请敕下总理衙门，商饬各省筹办。”疏上，下所司议行。
是年冬，招商局成立，以知府硃其昂主其事，道员盛宣怀佐之。其昂以道员胡光墉、李振玉等招徠商股，入赀者极为踊跃，宣怀亦援粤人唐廷枢、徐润董局事。购船、设械、立埠，次第经营，悉属商本，规模觕具。光绪元年，鸿章奏奖其昂等有差。三年，增购旗昌船舰，始假用直隶、江苏、江西、湖北、东海关官款百九十万两有奇。初拟购旗昌轮船，宣怀持之最力，需银二百数十万两。商本无几，不足以应。宣怀以国防大计、江海利源之说，力陈于江督沈葆桢。葆桢为所动，拨银百万以济，论者咸谓是举为失计，至以“旗昌弃垂敝之裘，得值另制新衣，期于適体”为喻。事后募集商股，应者寥寥，仅得银四万者以此也。御史董俊翰言：“招商局每月亏至五六万两。致亏之由，因置船过多，轮车行驶，经费过钜，必须一船得一船之用，方可无虞折耗。闻商局各船揽载之资，不敷经费，船多货少。刻下既未能遽赴外洋各国，以广收贸易之利，祗宜量为变置，使所出之数不至浮于所入也。”六年，祭酒王先谦请整顿招商局务，语涉宣怀。疏下江督刘坤一，言宣怀于购旗昌轮船时，声言有商款百馀万，实无所有，有意欺谩，冀获酬金，请夺宣怀职。复请以官款概作官股，以其赢馀作海防经费。疏入，均不报。
招商局所假官帑，至光绪六年，应分期拔还。乃偿已逾半，复假洋债。鸿章言兼筹并顾，招商局力有未逮，请先偿洋债，后及官帑，格于部议。嗣以递年清还，而商股尚达四百万两焉。当招商开办之初，仅轮船三艘。嗣承领闽、沪两厂，购之英国，增至十二艘。迨购入旗昌轮船十八艘，遂与英商太古、怡和并称三公司。赀本过钜，收入转微。
是年，以言官劾奏招商局办理毫无实济，请饬认真整顿，谕李鸿章及江督吴元炳澈查。鸿章等奏言：“轮船招商局之设，乃各商集股，自行经理，已于创办之初奏明，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轮船商务牵涉洋务，更不便由官任之，与他项设立官局开支公款者，迥不相同。惟此举为收回中国利权，事体重大，故须官为扶持，并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光绪三年冬曾将商局事宜筹画整顿复奏，并饬江海、津海两关道，于每年结帐，就近分赴沪洋各局清查帐目，如有隐冒，据实奏请参赔。数年以来，虽有英商太古、怡和洋行极力倾挤，而局事尚足相持，官帑渐可拔还。复先承运京仓漕米、各省赈粮，不下数百万石，徵兵调饷、解送官物军械者，源源不绝，岂得谓于国事毫无实济？其揽载客货，以及出入款目，责成素习商业之道员唐廷枢、徐润总理其事，每年结帐后，分晰开列清册，悉听入本各商阅看稽查。若局中稍有弊端，则众商不待官查，必已相率追控。而自开办至今，并无入股商人控告者。现值漕运揽载吃紧之时，若纷纷调簿清查，不特市面徒滋摇惑，生意难以招徠；且洋商嫉忌方深，更必乘机倾挤，冀遂其把持专利之谋，殊于中国商务大局有碍。总之，商局关系国课最重，而各关各纳税课，丝毫无亏，所借官款由商局运漕水脚分年扣还，公款已归有着，其各商股本盈亏，应如前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应俟每年结帐时，照案由沪、津两关道就近清查，以符定章。”疏入，报闻。
十一月，学士梅启照言：“招商局自归并旗昌轮船，各国轮船之利渐减，然祗在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