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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1日，邓小平找中央宣传部负责人谈话，说：宣传部长不能犯错误，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把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
第二天，邓小平又找胡耀邦谈话。他说，我原来没有注意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后来听说有不同意见，就看了一下，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他认为，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根源就是“两个凡是”。
邓小平同胡耀邦的这次谈话，明确表示了对《理论动态》和真理标准讨论的支持。无论对胡耀邦本人，还是对《理论动态》组的成员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鼓舞”。〔70〕
在此期间，《人民日报》于7月22日、《光明日报》于7月24日分别发表了邢贲思的文章《哲学的启蒙和启蒙的哲学》和韩树英的文章《“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邢贲思在文章中说，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新蒙昧主义禁锢了人们的头脑、毒害人们的心灵达十年之久，因此，“迫切需要一个思想大启蒙，精神大解放。”作者呼吁，“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启蒙运动”。需要在哲学理论上来一个正本清源的大清理，把林彪、“四人帮”强加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上的斑斑锈迹荡涤净尽，还它一个光彩夺目的哲学的本来面貌，并且根据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实践，“使它不断有所丰富，有所发展。”韩树英认为，真理是一分为二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既是绝对真理又是相对真理，因此，我们不仅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而且还要依据实践的发展和客观实际的需要，向前发展。
在双方争论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以一个政治家的气魄对真理标准的讨论给予了极大的支持。8月13日，他找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的吴冷西谈话。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光明日报》5月10日发表的那篇文章是对的，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解放思想。他还说，文化、学术和思想理论战线正在开始执行“双百”方针，但空气还不够浓，不要从“两个凡是”出发，不要设置禁区，要鼓励破除框框。〔71〕
6天之后，即8月19日，邓小平同文化部的负责人黄镇、刘复之谈话。当谈到理论问题时，邓小平说，理论问题主要是由两篇文章引起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我是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的，但有人反对，说是反毛主席，帽子可大啦。另一篇是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文章，我看了，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现在刚刚讲了一下，就说是针对毛主席的，那怎么行呢？我说过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有人反对。问题是从“两个凡是”来的。我们做事情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毛主席没有讲过的话多得很呢，我们不要下通知，划禁区。怪得很，我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做政治工作问题，有人也反对，说这同华主席讲的“新时期”不一样，唱对台戏。有的人就是不敢想问题，不能从“四人帮”的框子里解脱出来。〔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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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键时刻，邓小平公开表示，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8）
这年9月，邓小平视察了东北三省和天津市，一路上反复讲实事求是的问题。9月16日，邓小平听取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王恩茂汇报工作。他在谈到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