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最后一次！维特！您不要再见我了！”绿蒂的这句话对维特的打击是致命的，他再也无力承受了，于是在圣诞夜给绿蒂写完绝笔信，于午夜１２点开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另外，维特多愁善感的性格，是造成他悲惨结局的另一内在原因。他的感情过于纤细，性格过于脆弱，是个对月长叹、对花落泪的多愁善感的青年，似乎患了一种忧郁症，刚到他的“隐居地”，他就发出了“人生如梦”的感叹。我们知道，感伤主义是１８世纪５０至７０年代的时代潮流，是当时流行的“时代病”。那时，年轻人争取自由的精神日益发扬，他们不能容忍受支配、受束缚的状况，但是面对封建势力极其强大的社会现实，他们行动上又无能为力，他们感情细腻，带有一点病态，便把人生当作是可厌恶的负担，以此来作为对社会的抨击和反抗，德国青年这种“时代病”的外来诱因，是外国文学。歌德曾谈到莎士比亚笔下忧郁的丹麦王子哈姆雷特及其独白使德国青年为之着魔，盛行于１８世纪中叶的欧洲感伤主义文学，如斯特恩的《感伤的旅行》、扬格忧郁、哀怨的《夜思》、格雷调子低沉的《墓园哀歌》、哥尔德斯密斯的《威克菲尔德牧师》以及麦克菲森仿作的、假托是莪相的诗歌等，对德国青年的厌世情绪更是起到了推波逐澜的作用。读者一认识我们这位朋友维特，就感觉到他强烈的感伤主义情调，他一味强调心灵感受，对人生厌倦，因而寄情于山水，他对月亮、大自然和音乐有着极其敏锐的反应，四季景物随他心境的变化而变换。他第二次来到绿蒂身边时，悲怆情绪已经很浓，周围的景物也和他的心情一样，已是“一派萧飒秋意”，他只有在莪相诗歌中才能排遣他的烦恼和悲伤，所以维特说：“莪相已把我心中的荷马挤走了”。莪相诗歌中那无穷无际的旷野、劲风吹动的荒草、长青苔的墓碑，空中飘浮着阵亡英雄和凋谢的少女的亡灵——这一切使小说男女主人公的心受到强烈震撼。处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文学氛围中，人们“为自己的不满足的热情所苦，而外界又绝没有刺激”来使他们“作有意义的活动，在沉闷无聊的日常生活中拖下去是未来的唯一的出路”，于是人们便“满怀愤慨，不顾一切，以为人生既然不能再拖下去，脱离尘世，倒为得计”。
维特悲剧的外部原因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维特曾想通过事业上的发展来摆脱爱情的失望所造成的心灵创伤。他走出绿蒂周围的小世界，投身到社会这个大世界之中，他到公使馆供职，以一展自己的聪明才智。但是当时德国社会十分鄙陋，那些拘泥刻板的人，处处因循守旧、虚文俗礼，公使对标新立异的维特很是反感，周围的那些庸人个个精神贫乏，空虚无聊，虚伪奸佞，尔虞我诈，一心追逐等级地位。社会上等级观念根深蒂固，连冯·Ｂ小姐的姑妈，这位“除了仰仗门第的隆荫”之外，一贫如洗的老太太，也对维特这位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极为鄙视；有一次维特无意中出现在贵族沙龙上，惹起一场风波，那些“高贵的”贵族先生和夫人宁肯退场，也不愿同他这个地位低下的人一起参加晚会。受尽屈辱的维特非常愤怒，真想在自己胸口上捅上一刀，“好透一透憋在心里的闷气”。由于在社会上四处碰壁，事业上的失败，维特对前途不再抱任何希望，而是完全任凭自己的感情，又回到了绿蒂身边，更深地卷入三角恋爱的纠葛中而不能自拔。可以设想，如果有一个适合维特发展的社会环境，他完全有可能干出一番事业，从而摆脱对绿蒂的苦恋，出现与现在迥乎不同的结局。可是，德国社会容纳不下维特这个天才，鄙陋的封建制度把他推向了毁灭的深渊。普罗米修斯被钉上了德国苦难的十字架，歌德自己则克服了失恋的痛苦和自杀的念头，“把使他不安、使他痛苦的一切，以及时代的骚动情绪所包含的病态和畸形的东西，全都倾泄在他创造出来的人物身上”，“揭开了沉睡在当代的深深激动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