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往往通过“生分”方式，从父母处分出财产而自立。这样，在未分家之前，父亲手中握有家内的经济全权，是家庭生产生活的组织经营者。但在诸子分家、各自建立小家庭后，由于他们各自独立经营，与父亲没有直接的经济关系，在政治上又分别作为一家之长接受地方政府的管理，因而父子关系相对平等，子对父较少依附性。
4兄弟关系而言，兄弟婚后普遍地自立门户，有着独立的家庭经济，各自独立地向政府承担经济、政治义务，并且诸兄弟对父母的财产有均等的继承权。如陆贾以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为生产。”田真兄弟三人分家，不但“田业生资，平均如一”，就连堂前一棵紫荆树也“三人各为一分”上述情况实质上都是兄弟关系比较平等、独立的反映。
单个的小农家庭不可能依靠自身的力量来完成“经济条件的全部或绝大部分”的生产和再生产，正如欧洲中世纪的单个农村家庭也做不到这一点一样。它们都需要通过交换。不同的是，中世纪欧洲农奴家庭之间的交换是在庄园内部进行的，可以由庄园管理人收集产品后进行再分配；可以是直接的物物交换或劳动交换；也有可能通过货币——社会通用货币或某种庄园内部货币——作中介，中国的小农家庭之间，大多数情况下，可以肯定进行的是以货币为中介的商品交换。地主家庭也不大能够直接依靠佃农的生产达到自给，尽管直到土地改革时，实物地租在中国农村尚广泛存在，但以手工业产品作实物地租的情况却很少见到，所以，地主阶级的家庭消费，同样要通过商品交换来实现。
农村经济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即使是经历了结构性的改造，它仍然尚循着家庭化和过密化生产的道路。如今，自80年代起，古老而年轻的土地上，激动人心的旋律所表现的是震惊世界的大变迁。无独有偶，在中国城市改革之后，最早兴起的自由企业组织也是由家庭组织直接衍生而来。这就是所谓的个体工商户。个体工商户的劳动者主要由家庭内部人员组成。中国最近一轮企业*兴的历史事实说明，在家庭这种古老的组织中，仍然蕴藏有相当神奇的力量。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实行了以市场化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较快，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初期，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力有了极大发展。同时，农业劳动力剩余的问题也日益突显，农民收入大量增加，农村市场需要扩大，这是工业大发展的好机会。但此时城市企业改革刚启动，加上户口等体制改革没有跟上，于是乡镇企业应运而生，异军*，出现了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80年代后期，城市改革*新阶段，第二、三产业大发展，需要劳动力，又有了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1992年以后的几年中，农民工每年增加1000万人，出现了“民工潮”大量涌向经济发达的城市。现在农民工已经有1。2亿人。
在当今中国被人们称之为“温州模式”的温州经济，实际上就是一种典型的家族制经济，最初都是“小作坊”“小家庭”生产方式，进而发展到家族企业的模式。温州家庭工业的最初崛起是依赖于血缘关系的凝聚作用，并由此一层一层由里向外推进，形成“一村一品”的块状经济，这种块状经济是家族企业的扩大化，是“血缘性的地缘”。值得注意的是，带有浓厚家族色彩的“温州模式”不仅广受推崇，也的确在今天的市场竞争中，展现了独特的活力。由农村而城市，由家庭而家族，中国企业的家族特色并没有因为市场以及企业规模的扩大而改变，这足以证明，中国企业的“家族基因”仍然具有极强的复制和繁殖能力。在这背后，是家族企业与我国传统文化密切勾连。家文化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突出特征，传统的社会心理积淀对企业组织与经营行为，对家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