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这个世界是因为它还有希望，
只是前半生只能这样了。
尊敬的领导，
留下后半生我就等你的回音……
这样的诗句，包含了诗人多少辛酸的眼泪。记得我最初看到这首诗时，心情异常激动，好像诗人说出了我心中的话。后来再看，越看越心酸，越看越气愤。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诗中的那位领导看到这首诗的心情会是怎样呢？
写诗与绘画是一样的。绘画中有“喜气画兰、怒气画竹”之说法，同样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诗的本质，是由诗的内容和形式决定的。
下面，我谈谈诗歌创作中的口语化现象。
任何一位诗人在创作过程中，都会与他所处的时代、环境、地理等因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处在唐朝安史之乱时期的杜甫老先生，深受其害，才写出著名的“三吏三别”，现代诗人李瑛经历了一九七六年那场大灾难之后，才创作出哀思溢于言表的《一月的哀思》。在*年那个特殊的日子里，时代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诗作《哭山》就反映了一个中国青年忧国忧民的心：
太阳下你沉默不语
唯一的一声响动
铸成大错
从此你面目无光
两腿沉沉
之后一个闪电未到
就听见一声雷响了
这样平凡的语言组合起来，似乎很难理解诗人到底要表现什么？可是把这些诗句放在*年当中，这些诗句就像长了脚一样。
英国诗人艾略特在一九二二年发表的《荒原》中，有这样的诗句：
明天见，毕儿！
明天见，娄！
明天见，美！
明天见。明天见。
这样的诗句放在《荒原》里，给人的感觉是很恐怖的。“明天见”其实就是明天见不着的意思，仿佛是一个将要死亡的人说的话，也好像是一个将要灭亡的世界，留给宇宙的声音，那种向往生活，热爱生命的欲望，是任何文字都无法表达清楚的。
八十年代时，中国诗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无数流派，尚仲敏为代表的“大学生派”就比较活跃，他们的艺术主张之一：反崇高，指诗的本质；之二就是对语言的再处理，并提出要消灭意象这句口号，指诗的内容；之三是诗的形式无所谓结构。
尚仲敏于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三日创作的《卡尔&；#8226；*》一诗是这样开头的：
犹太人卡尔&；#8226；*
叼着雪茄。
用鹅毛笔写字，字迹潦草。
他太忙，
满脸的大胡子，
刮也不刮。
到了一九八五年，二十一岁的江苏诗人赵刚和他的诗友朱春鹤等人，再次创办了“新口语诗派”。他们主张的是随意和自由。
如赵刚诗作《我们家的第五处住房》一诗中有这样的诗句：
反正我们家有五处住房，
反正我屁股后面挂着五把钥匙。
这种反传统的诗歌创作，在当时诗歌界一片朦胧之际，确实给人一种清新脱俗的感觉。
一九九二年我创作了一首想念远方朋友的诗：《鸟人》。诗的最后二句是：
院没扫，
却干净的很。
这样的语言，放在诗中，放在诗人怀念朋友的晚上。面对月光，其情可见，其景可见。
还有《月*人》：
回家路上
看着月色想起爱人
看着迎面走来一位女人
很漂亮
想起这个女人
就是你的爱人
于是看到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