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中学的教师，可是他却对社会问题情有独钟，因此毅然辞去教师职务，考了社会学的研究生。社会学的传统，是法国的孔德创立的实证主义，上世纪80年代，又是特别崇拜国外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时期，有数学基础的振洲，擅长于数据分析，所以方法论学得很出色。但我发现他特别有哲学和社会学的眼光，对社会历史文化兴趣极浓。
果然在读研二的时候，他就和刘路新搞起了“毛泽东思想”文化研究，竟然翻译起美国人罗斯？特里尔写的一本巨著《毛泽东传》。其实振洲那时的英语水平还不怎么高，我真没相信他能把这本书翻译出来。可是这家伙真地拼了命，点灯熬油地干起来，每到他的宿舍，就能看到他弯着那本来就有点驼背的腰，拱在书堆里忙碌，头发长长的，眼睛红红的，简直是走火入魔一样。这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伙子竟真地把书给翻译出来了。
吴振洲的爱国情怀（2）
《毛泽东传》的中译本出版后，罗斯？特里尔非常满意，特意邀请刘路新和振洲去哈佛做研究。就这样，振洲毕业后不久就去了哈佛，开始研究东亚史，走上了学者的求索之路。
自从振洲去了美国，我们就失去了联系。1998年，振洲在深圳邀请同学们聚会，我才知道他回国了，并创办了企业，此时我们已经分别了10年。当时非常想去看看他，见见阔别已久的同学们，但因工作繁忙，未能如愿。
从那以后，振洲的消息就多起来了。我后来去深圳的时候，他常半夜三更地来看我。虽然振洲的生意做得大了，但还是很低调，依然一副打工仔的样子，说起生意也是轻描淡写。不过我知道振洲是有抱负、有思想的人，坚信他做生意也不会平庸。在香港工作的李亚宏跟我说，他去看了振洲的企业，确实做得非常好，管理得很现代，而且整个团队特别富有人文精神，是少见的那种有文化的企业。我说，以振洲的为人和思想，这是可以想象的。
去年，在大连的聚会上，振洲就倾诉了自己的心路历程，令我非常地感动。后来在刘路新转给我的信上，又看到了振洲那段充满激情的话。他说：“自古以来，我等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校园学习期间，我们是研究生院的精英分子，除了教学、科研和从政以外，我们甚至很少想过其他的谋生方式。其实，遍查中国的历史，从来就不缺少当官的，也不缺思想家和学问家，偏偏缺的是企业家、银行家、医生、工程师、各类专业人士；缺的是实实在在将智慧与知识转化为生产力和体现为直接效果或效益的人士”。
他列举了毕业20年来我们那帮同学的经历，从政的甚少，做学问的也不多，多数都下海经商去了。他不认为这是个消极现象，相反他认为是年轻一代知识分子顺应时代潮流，顺应时代需要的一种觉醒。振洲认为，正因为如此，我们现代化的车轮才有了更多人的推动，才有了今天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功。他说：“20多年弹指一挥间，但20年来的中国大地，却是换了人间。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过去20年祖国大地之变迁的速度和规模，不仅在地球上其他国家未曾发生过，就拿中国过去200年来讲，也是无法比拟的。今日之中国，是我们上世纪80年代不能想象的。我们当初朝思暮想的现代化，我们觉得遥遥无期的现代化，我们在祖国的今天已经看到了越来越清晰的图画，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祖国，每一天都在向现代化迈进。”
振洲当年也是一个愤青，可是如今，成熟起来的振洲并没有背叛了当年的理想，而是找到了一条更实际更有符合时代要求，更有利于实现自己理想的道路。无疑，这是振洲对中国现代化的社会学思考的成果，也是他研究东亚历史的结论，正是这样，他从理论走向了实践，身体力行地为祖国的现代化投入另一种拼搏。
我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