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的工作，可以更好地产生澄清事实的效用；
③由于这一人群属于文化程度、社会地位较高的中产阶层，因此，对于他们的说服必须采用较为合理的传播对策。举例而言，以“两面说”的方法施于其身远比“一面说”更为有效。就此而言，我们感到，那种试图以简单化的“正面宣传”理念来统摄传播管理的做法——这一做法曾经多次被证明是虚妄的和落后的——在这里，在有关流言控制的实证研究中，其非科学亦非明智的属性，再次得到了检验。
流言的信道依赖及其他
研究SARS流言的传播，一个重要的旨趣在于揭示其对媒介的使用。然而，从传播路径来看，调查揭示了中国民众在灾害事件中对于流言的接受主要以“道听途说”（56�7％）、“与人交谈”（如通过电话等）（19�4％）与“网络”（14�2％）传播为主。
从最初的地下SARS消息的传播路径看，五城市间存在着某些共同点，但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在通过非官方媒体最先得知SARS信息的居民中，五城市“道听途说”所占比例最高，且都超过了50％，而这其中以北京所占比例最高（64�2％），其他四市比较接近。我们认为，北京所占比例最高的原因是因为北京是受到信息封锁危害最为严重的城市。
一个明显的结论是：信息的不及时披露使人际传播这一最古老的信息传播方式，在这次SARS流言的传播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考虑到“道听途说”较之其他媒介通道更为缺少传播的信度，我们认为，不管是从五城市的总数比例、还是从北京一地的情况来看，“道听途说”的人群比例如此之大，至少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流言在信息封锁之中更可能演变为谣言和谎言。
调查还显示，通过网络传播获得流言信息者所占的比例以上海为最高（26�0％）、广州为最低（4�1％）。其中，以上海为最高的原因，可以从上海地区网络信息传播程度较高及上海地区较晚受到SARS事件波及这两方面得到解释；而以广州为最低，可以从该地区信息传播选项中“其他”选项达10�7％（远高于排名第二的6�1％）得到解释：广州地区SARS流言的传播处在流言传播急遽膨胀的早期，受众慌不择路的选择多元化的信息通道更符合当时的事理。另外两个明显的原因是：①处在SARS疫情深重的地区，广州人在事件初期亲身感受SARS的机会不亚于从传媒感知的机会；②通过“手机短信”传播的以广州为最高（9�1％），且明显高出其他四市许多。
突发事件与中产阶层的流言敏感（3）
表5…34中产阶层对流言传播的信道依赖单位：％信道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南京总数互联网14�826�04�116�115�914�2手机短信2�59�11�23�3电话14�816�920�722�622�019�4道听途说64�253�255�456�554�956�7其他3�73�910�74�86�16�4样本总数81771216282423Pearson Chi�Square＝42�972，df＝16，P=0�000 《 0�01。
上述结果与五市SARS疫情出现的早晚、疫情持续时间与距离信息公开的时间长短以及各城市间居民受教育程度上的差异有关。而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代表着媒体发展方向的互联网和作为第五媒体的“手机短信”在流言的传播中的作用已经占据主要位置。从理论上来解释，这种占据当是基于它们对现有信息权力疆界的打破，如波斯特所说：“网络空间中的音讯不容易被牛顿式的空间所限制，这使得边界变得无效。”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第二媒介时代》，范静晔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