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的关于性卫生的书的阅读，二十岁在清华学校读书时逐一借阅了霭理士七大本（原为六本，后又增加一本）的《性心理学研究》，赴美留学时又主修生物学。因此，在性学研究上，他与张竞生有着明显的区别：首先是性伦理观不同，潘光旦持既满足性欲又节制性欲的态度，张竞生却主张打破一切性禁忌，充分享受性带来的快乐；其次是学术训练不同，潘光旦讲究言必有据的严格的科学训练，张竞生则追求灵光一闪的哲学把握。留美归来的潘光旦以渊源有自、训练有素自命，当他刚刚就任《学灯》副刊编辑时，忽然发现坊间正在悄然流行着一种新杂志——《新文化》，该刊主编张竞生大谈性教育和优生学，“口气极大，像有无上的权威似的”，“以提倡优种学自居，并大言不惭优种之‘方法’”。潘光旦正想找米下锅，没想到张竞生却撞到枪口上，于是当即写下了《〈新文化〉与假科学——驳张竞生》一文，发表在5 月5 日《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上，6 月14 日、24 日又分别撰写发表了《性教育者的资格问题》、《变态心理与社会治安》等，对张竞生进行全面的清算。在《〈新文化〉与假科学——驳张竞生》一文中，潘光旦先抛出张竞生的观点作为靶子：“故讲优种者，不能不从结胎时入手，而结胎的关键，又不能不从女子的第三种水入手。”然后从“色情亢进无可居奇”、“色情亢进与受精之关系”、“色情亢进与排卵之关系”、“复非卵之统计与其原因”、“对于优生学之误解”等五个方面层次推进，驳斥张竞生“似科学非科学，似艺术非艺术，似哲学非哲学”的性育文字的荒谬。在《性教育者的资格问题》一文，潘光旦把《新文化》与《性》杂志、《性欲》周报、《性》三日刊、《性报》这些街头小报等量齐观，严肃地指出：“不正确的性的刊物，虽不能直接目为淫秽，但是它引人入歧途的力量，和淫书差不多，前者在感情方面诱惑读者，后者在事理方面欺罔读者。”并以“精神生活的健全”、“教育的训练”、“社会道德的动机”为标准，对张竞生作为性教育者的资格提出质疑。
四、“三大文妖”与性学论战（8）
潘光旦有科学家的缜密，又有少年人的才情，在他的攻势之下，张竞生似乎难有招架之功，他只是在《新文化》1927 年第四期发表了《又出了一个怪头》，指责潘光旦“动不动以假科学加我罪名之上，可见他们骂人者有一致的组织了”。草草地作了回击，在逻辑力量上确是比潘光旦稍逊一筹。在《变态心理与社会治安》一文中，潘光旦更以春秋笔法及科学主义讥讽张竞生：“近则有以专家自命者，著书立说，以欺罔一般社会。……据理驳斥之者，自不止一人，则彼又指为骂人者有团体，有组织，专与彼为难；又或疑一人而拟数名，作数稿，投登数种刊物，以示其势力之雄厚。”潘光旦还引证外国学者的理论，暗指张竞生患有夸大狂与偏执狂。
潘光旦对张竞生带有明显的偏见和嫌恶之情，时过境迁，潘光旦还不忘捎带着对张竞生的批判。1933 年9 月2 日，潘光旦在《华年》第二卷第35 期发表了《“性学博士”被控》，指出对张竞生这类“专家”有需要“专家研究与诊察的地方，法律的制裁是不中用的，至多只好算做第一步”。1941 年12 月，潘光旦在《〈性心理学〉译序》中，含沙射影地指斥张竞生迹近庸医。张竞生的性学理论容或有错误甚至荒谬之处，但指其欺世盗名却是言过其实的，这样的批评也是有失公允的。
事实上，张竞生对待性学研究的态度，与周建人、潘光旦一样，是严肃认真而又怀抱某种强烈的使命。其根本的区别，在于不同的思维方式与知识范型。正像潘光旦所概括的那样，张竞生的性学理论“似科学而非科学，似艺术而非艺术，似哲学而非哲学”，这种非驴非马，由真到美的知识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