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埋怨过，然而他没有感伤，他对名誉和地位是那样地无睹，那样不会趋炎
附势，培植党羽，装腔作势，投机取巧。昨天我又苦苦地想起秋白，在政治
生活中过了那么久，却还不能彻底地变更自己，他那种二重的生活使他在临
死时还不能免于有所申诉。我常常责怪他申诉的“多余”，然而当我去体味
他内心的战斗历史时，却也不能不感动，哪怕那在整体中，是很渺小的。今
天我想起了刚逝世不久的萧红，明天，我也许会想到更多的谁，人人都与这
社会有关系，因为这社会，我更不能忘怀于一切了。
萧红和我认识的时候，是在一九三八年春初。那时山西还很冷，很久生
活在军旅之中，习惯于粗犷的我，骤睹着她的苍白的脸，紧紧闭着的嘴唇，
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使我觉得很特别，而唤起许多回忆，但她的说
话是很自然而真率的。我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她，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
大概女人都容易保有纯洁和幻想，或者也就同时显得有些稚嫩和软弱的缘故
吧。但我们都很亲切，彼此并不感觉到有什么孤僻的性格。我们尽情地在一
块儿唱歌，每夜谈到很晚才睡觉。当然我们之中在思想上，在感情上，在性
格上都不是没有差异，然而彼此都能理解，并不会因为不同意见或不同嗜好
而争吵，而揶揄。接着是她随同我们一道去西安，我们在西安住完了一个春
天。我们痛饮过，我们也同度过风雨之夕，我们也互相倾诉。然而现在想来，
我们谈得是多么地少啊！我们似乎从没有一次谈到过自己，尤其是我。然而
我却以为她从没有一句话是失去了自己的，因为我们实在都太真实，太爱在
朋友的面前赤裸自己的精神，因为我们又实在觉得是很亲近的。但我仍会觉
得我们是谈得太少的，因为，象这样的能无妨嫌、无拘束、不须警惕着谈话
的对手是太少了啊！
那时候我很希望她能来延安，平静地住一时期之后而致全力于著作。抗
战开始后，短时期的劳累奔波似乎使她感到不知在什么地方能安排生活。她
或许比我适于幽美平静。延安虽不够作为一个写作的百年长计之处，然在抗
战中，的确可以使一个人少顾虑于日常琐碎，而策划于较远大的。并且这里
有一种朝气，或者会使她能更健康些。但萧红却南去了。至今我还很后悔那
时我对于她生活方式所参预的意见是太少了，这或许由于我们相交太浅，和
我的生活方式离她太远的缘故，但徒劳的热情虽然常常于事无补，然在个人
仍可得到一种心安。
我们分手后，就没有通过一封信。端木曾来过几次信，在最后的一封信
上（香港失陷约一星期前收到）告诉我，萧红因病始由皇后医院迁出。不知
为什么我就有一种预感，觉得有种可怕的东西会来似的。有一次我同白朗说：
“萧红决不会长寿的。”当我说这话的时候，我是曾把眼睛扫遍了中国我所
认识的或知道的女性朋友，而感到一种无言的寂寞。能够耐苦的，不依赖于
别的力量，有才智、有气节而从事于写作的女友，是如此其寥寥啊！
不幸的是我的杞忧竟成了现实，当我昂头望着天的那边，或低头细数脚
底的泥沙，我都不能压制我丧去一个真实的同伴的叹息。在这样的世界中生
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