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先发谁的，两篇都要发。”〔33〕
在杨西光的主持下，对胡福明的文章进行了讨论。杨西光坚持认为，文章一定要解放思想，批评“两个凡是”。王强华后来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杨西光敢于明确提出批评“两个凡是”，这是一个大胆的意见，一下子就把文章的要害抓住了，把主题升高了，实在功不可没。后来在我们修改稿子时，就十分注意贯彻这个意见。〔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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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个常识性问题引起的讨论（6）
会议结束后，胡福明、孙长江各自在修改自己的文章。胡福明在回忆他的修改经过时特意作了几点说明：第一，把文章由三个部分变成四个部分，增加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的原则”，作为第二部分；第二，强调冲破“禁区”。文章说，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至今仍存在一些“禁区”。所谓“禁区”，就是不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事求是地研究问题，不能用科学的方法分辨是非，只靠“信仰”去解决。这是完全错误的。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面前，没有不可研究的问题，没有任何“禁区”。第三，修改时加了两句话：马克思、恩格斯并不认为凡是自己讲过的话都是真理，也不认为凡是自己的结论都要维护。〔35〕
“五一”前夕，正当胡福明准备回南京的时候，杨西光同他做了一次谈话。此时，杨西光觉得文章已经修改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工作将由中央党校的同志去做。他还告诉胡福明，这篇文章要请胡耀邦审定，他在中央党校成立了理论研究室，还办了一个内部刊物，就是《理论动态》。我们这篇文章要交给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修改，先在《理论动态》上发表，第二天，再由《光明日报》公开发表。“《理论动态》是逢五逢十出版，他们五日刊出，我们六日见报。他们十日刊出，我们十一日发表。”〔36〕随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我们已经商量好了，要批判‘两个凡是’，推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37〕
谈话中，杨西光还告诉胡福明，文章准备在第一版发表，但要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这样可以增加文章的分量，“我们聘请你做《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
胡福明爽快地答应了，并且表示，他写这篇文章，是为了批判“两个凡是”。文章发表后，“能起更大作用就好”。
此后，文章由中央党校的几位理论教员继续修改。吴江看到文章后，觉得很有勇气，“只是理论和逻辑性不足”，就让孙长江把两篇文章合到一起，“题目还是用我们原定的”。〔38〕孙长江后来在谈到文章的修改时强调了以下三点：第一，从一开始就有两篇原稿，不是一篇原稿。我们一个，胡福明一个；第二，文章核心在于“唯一”；第三，文章是路线斗争、政治思想斗争的产物，不是纯理论的产物。至于后来见报的那篇文章，就是由孙长江“捏出来的”。〔39〕
对此，胡福明并不否认，他在回忆这篇文章的写作经过时还特意提到了孙长江的修改情况。他说过这样的话：第一，把文章梳理了一下；第二，对文章的观点作了分析发挥；第三，使文章精练了，去掉了一些重复的词句。
不过，胡福明也承认，“文章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修改也不是无可批评的，不但今天看来，有可修改之处，在当时，我对几点修改，也有自己的看法。”但整个说来，孙长江在文章的修改上，“花了很大功夫，提高了文章的质量，作出了贡献。这是不容抹杀的。”尽管如此，文章的主题、基本观点、主要内容和主要材料，“没有变化，没有增加重要论点”。对此，胡福明作了几点说明：（一）“唯一”二字，据我所知，是杨西光加的。文章题目，经过几次变动。我最初定的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