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26名新生，文科、理科的最低成绩为290分，最高分为340分，平均每门课85分。“这就是说，经过政审和体检，如果德育、体育条件相同，文化考试成绩仍是择优录取的重要依据。”〔62〕
《中国新三级学人》的作者钟岩采访了时任北京市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考务组组长的利峰，谈了北京市当年的录取工作。作者提出，“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可以说是个划时代的观念，不论出身、年龄、地位，只看分数。否定“阶级斗争为纲”，就是从这儿迈出了不大却很关键的一步。当时录取真的一下子就杜绝了“后门”了吗？
利峰十分肯定地回答说：真没有人“走后门”，够分才能上学，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我是考务组长，党的干部，1945年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中毕业后就在北平党的城市工作部的领导下参加革命斗争，邪的歪的我不会，就是市委领导发话，说得对我执行，说得不对我也敢顶。这种想法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坚持原则，坚持规则，各所大学的招生工作人员都这样互相感染，互相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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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高考（3）
钟岩问道：听说前党中央总书记的儿子因为分数不够也没有被录取？
利峰说：确有此事。另外，当时刚卸任的北京市市长的女儿只差几分，1977年没录取，1978年再考，才进了一所医学院。有人提过几句，是不是照顾一下？但是那位领导以及秘书 没有提。我们多数人认为他们这种做法是对的，不论当官还是当老百姓，待遇应该是一样的。我可以告诉你，那时候的人很自觉，没有人递条子，有问题顶多向市委反映反映。
“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像贺龙、朱德等同志的后代，也要参加考试够分才能入学，分数不够除非国家教委正式下文。我印象中总共就照顾了四个人。“依靠自己的奋斗站起来”，成为当时很流行的一种价值观念。譬如，刘少奇当时还没有平反，但他的四个子女都在同一年里考上了大学，其中一个女儿一下子考上了北大物理系。听说在###的年月里，即使教室里只剩下一个人，她也还是坚持读书，所以她得到了报偿。有个老同志两个孩子也考得很好，当时我们还做了许多工作，反对把父亲的问题算到子女身上。同时，对那些够了分数的普通老百姓的孩子，我们也排除阻力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愿望。比如，有个考生的母亲天天来招生办坐着，就因为孩子的父亲是右派而不能录取，这位母亲说：“我们当右派受挫折都没有像儿子够分数而不录取这么难过！”还有一个孩子得了小儿麻痹症，还有的学校不愿招女生。怎么办？我们就去找白介夫副市长，为这些孩子呼吁。白介夫亲自召开市属院校会议，要求录取！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马上向各校送档案。
钟岩说，人们都清楚，当时是百废待兴，高考制度还不完善，可是全社会都洋溢着公正、平等的人文空气，人们太痛恨封建的血统论和特权思想了，因此自发地追求平等。
利峰表示赞同，她说，一方面我们这个单位没说，就是我们自身也不例外，我的女儿当时没考上大学，后来是凭自身的努力，自学拿到文凭的。从另一方面看，77级的考生素质真是好，根本没有人“走后门”、托人情，就是靠自己硬邦邦的成绩，让人没话说。〔63〕
###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说，各级招生委员会，按照新的招生办法，严格地进行了统一考试，并根据录取新生的最低分数线进行初选，提出了参加政审、体检的名单。他举了浙江省的例子，说这个省的群众反映本次政审、体检名单有两个硬碰硬：一是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干部子女选上是硬碰硬，没有选上也不搞特殊化。嘉兴地区有些领导干部和招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