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转过身，我一把拉住了她。我第一次像对一个朋友那样的语气问到：出啥事了？
她愣了，泪珠子像断了线一样，辟哩啪啦的掉下来，所有的委屈，压抑，和内心深处的痛苦，都随着眼泪倾泻下来。我毫无防备，她一下趴在我肩头，哭出声来。我没拒绝，轻轻的环住了她，想着也许这样能多少分担一些她那莫大的苦楚。
她娓娓道来，我才知道，她老公住院了。
他老公本来做业务员，可是由于本性木讷，不善于交际，所以业绩一直不好，只好辞职了，另找了份体力活暂时做着。由于体质不好，又加上吃的不好，每天都很累，那天，去上班，不小心被掉下来的砖头砸破了头，住进了医院。本来以为这算工伤，单位会报销医药费，可是单位不仅不管，还把他开除了。积蓄都花光了，她只好回来收拾收拾，然后去把老公接回来养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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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拿出了张银行卡，想给她取点钱，暂时用着，她死活不肯，就一溜烟的跑下了楼。
下午她和她老公就回来了，她老公的头上包着纱布，有气无力的样子，看到我，还是挤出了笑容。看着他那矮矮瘦瘦的样子，我似乎觉得他看上去没那么猥琐，尽管卑微，却很精神；尽管怯懦，却很坚强。我回了他一个微笑，这一次，我笑的很真，很用心。
那一天，一整天，我心情都很好。这是我从来到这座城市后第一次这么开心，第一次这么用心的笑，第一次这么在乎自己是否笑的认真。
那天，我看到了自己脸上掉下来的面具，赤裸裸的摆在我面前，露着森森白牙无力的呻吟，无力的挣扎，无力的哀嚎。
而我，就那么漫不经心的，拿起打火机，点燃了它。
我小心翼翼的敲开了他们家的门，女的不在家，上班去了，男的颤巍巍的站在门口，望着我傻乎乎的笑着，不知道该怎么把我让进门。
我并没有要进去的意思，就那么直直的站在门口，像聊天一样，像跟家人朋友说起话来：你们单位叫什么名字？凭什么在你上班期间受伤不按工伤负责医药费？他们有什么理由开除你？按照《劳动法》你有权利。。。。。。我话还没说完，他就傻傻的笑了，插嘴道：我知道，我也读过大学，我也懂法，可是没用的！《劳动法》也许真的能保障你们这些白领的合法权益，可是对于一个民工，是没有任何保障可言的。拿什么保障？谁给你保障？你找谁讨说法？什么这个机构，那个机构都去过了，磨破了嘴皮子，根本没人管！去单位，那些老板雇佣的打手不把你打残废算是幸运的了，再说，去挨顿揍，最后还是自己掏腰包看病，更不划算。算了，我认了，谁让咱没啥社会地位呢！
听着他的叹气，听着他那些话语，我似乎感觉到了自己的幼稚，社会是残酷的，生活是残忍的。报纸上那些民工年年讨要工钱反被打，干了活拖欠工资，受了工伤没人管的新闻一幕幕浮现在我的眼前。我一下子开始清醒，社会就是这样的，你让这样的一个弱者去那里讨说法，你让这样的一个社会底层的人，拿什么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我不再言语，我感到了语言的苍白无力，我感到了词汇的贫乏，我也感到了自己那些不太现实的想法的天真。
我有点虚弱的沉沉的叹息，呓语般的说：外面的社会太无奈，这么艰难，还是回去吧，与其这样备受凌辱和煎熬，不如回去过虽然贫困却有尊严的日子。
他还是笑了，笑的有点无奈。他抬起头，望着远处，似乎在自言自语：回去？回去怎么办？欠的学费无论如何要还的，都不还，国家怎么办？国家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了手，我不能忘恩负义，做人要厚道！何况家里还有弟弟妹妹在读书，父母也年迈了，身体又不好，不赚钱，怎么供弟妹？怎么养爹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