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网络的使用与社会经济地位呈现正相关关系。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阶层网络普及率越高。
其次，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看，网络交往内容并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资本范畴。网络交往的回报常常受虚拟交往方式中缺乏诚信等因素的影响。调查的结果不能支持网络交往的规模、质量与社会成员社会经济地位无正相关关系。相反，调查的结果显示，中产阶层反而比非中产更不喜欢花时间进行网络交往。上网比例高，更多地使用网络的信息获知功能而不是娱乐或交往功能，使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之间的“数码沟”越来越明显。这样一来，在网络的世界中，就出现了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的阶层边界。
最后，网络交往行为的方式和话题在很大程度上与阶层归属无关。中产阶层的网络交往行为远不如其社交行为那样带有明显的阶层边界，相反，在网络交往的空间里，没有中产阶层的阶层边界。
传媒效用：寂静与喧闹
1986年，鲍尔等主编出版了《媒介、受众与社会结构》一书，该书认为，媒介系统与社会结构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媒介系统深深地熔铸于社会其他系统之中，既影响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一切其他系统，又反过来受它的影响。张国良、黄芝晓主编《全球信息化时代的华人传播研究：力量汇聚与学术创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第81页。
作为中国社会变革晴雨表的传媒，其运动和变化与中国中产阶层的产生和发展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假定，在中产阶层的表现形态与大众传媒之间，能通过以下通道产生交互影响：从经济上看，中产阶层群体的经济观念较为先进，不仅是市场经济的拥护者，而且是传媒产业潜在的投资人，他们对于传媒的市场化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从文化上看，中产阶层对文化、教育的投入稳定，对信息的需求强烈，是传媒产业的主流消费者；从政治、法律上看，中产阶层大多具有良好的政治参与意识，是建设民主与法制社会的推动力量，当传媒充当公共空间的缔造者时，这个人群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深度卷入的参与者。因此，在一个大众传播高度发达的时代，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文化，还是在更为抽象的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产阶层的形成和发展，都深刻地影响着国家传播政策的调整、大众传播理念的变革，以及媒介产业的成长；而在另一方面，媒介的变革也为中产阶层的崛起提供了隐蔽的社会平台、交流舞台，促进着阶层意识和身份认同的产生。
本章着重介绍“中国中产阶层调查”成果中涉及中产阶层人群传媒接触行为的几个研究发现，包括：阅读危机问题；电视疏离现象；网络依赖现象；流言敏感人群问题等。有关后一议题，论述中使用了“五大城市SARS流行的公众反应与社会后果”的有关舆情民意的跨学科调查（2003，周晓虹教授主持； 以下简称“五大城市非典调查”）成果。作为辅助论证，本文亦使用了一系列相关的次级研究。
阅读危机与中产阶层的知识沟（1）
所谓“知识沟”（Knowledge�gap），一般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系统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不同的群体或个人之间所形成的知识差距。美国传播学者蒂奇诺、多诺霍和奥利恩 最早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知识沟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他们指出：“当一个社会体系中的信息流量增长时，那些受过较好教育、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们比教育较少、地位较低的人们更好地吸收信息。这样，信息增长导致了‘知识沟’的扩大而不是缩小。”丹尼斯·麦克尔、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第96页。
知识沟与中产阶层身份
蒂奇诺在调查了美国儿童启蒙教育片《芝麻街》的播放及反馈情况后发现：利用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