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不动手，我们要把他们的茅棚拆掉。茅棚是个窝，窝在人还会来。如打起来，不要打他们头上，打死人要抵命，要打就把他们手骨、脚骨打断。我们的人如果怕死，半路上跑回来或上山躲起来，回来要和沙众人一样打。” 。 想看书来
5．苦难与争斗（4）
会后，大家一哄而上，而沙众人阴雨天都在草棚里休息。默不作声地看着村坑、业岭两个大队的人往山上冲。村坑大队一位社员到草棚边有意大声挑衅地喊叫：“这山是公社划给我们管理的，谁把我们的桐子苗挖掉了？”棚里的一位老人从床上起来解释说：“这山原来就是我们湖村人的，不是你们的。”村坑、业岭两个大队的社员就开始打这位老人了。持续了一段时间，这场事件将要平息时，一位业岭大队的社员见茅棚里有一支猎枪，就拿起猎枪煽动说：“沙众人用枪打人了。”第二场更严重的械斗事件再次兴起。后来公社组委方火连得知，从上华赶来，事态才平息。事后，村坑、业岭两个大队为掩盖事实的真相，反而将沙众大队被打的五个社员捆绑起来，诬告他们用猎枪打人，送公社处理。
一场械斗事件平息了，但三个大队之间的矛盾激化了，人多地少的矛盾也更加加剧了。浙江省委组织部党员电教中心主任童发根埋在心底38年的家史更是令人同情和深思。我几次来到他的办公室，想探听他的那段耐人寻味的童年，但他都闭口谢谈，我无奈来到他的家乡——临歧镇。
童发根家不是移民，1964年，他的母亲来到临歧镇过渡暂居。翌年冬，18岁的母亲和22岁的父亲未婚就生下发根，相隔一年发根的妹妹也来到了人间。到了1969年，全县闹起了移民潮，插队落户的外公外婆见原同村同乡后靠的乡邻乡亲、亲朋好友都纷纷报名移迁江西，他们的心也动了：在这个大队里，人均只有两分山地，一年劳动只能填饱半年的肚，何时有好日子？没有一个盼头。童发根的外公外婆也就报了名，这时却为难了童发根的母亲，父母只有自己这一个女儿，他们移到千里迢迢外的江西，老了谁照顾。但要离开丈夫，抛下一对六七岁的儿女，这份亲情又怎么能割舍掉。要儿女还是要父母，这难题摆在一个没有文化，没有出过山门的农村妇女面前，她整天以泪洗面……
我再次问起这位失去母爱的主任，他叹了一口长气后，悲伤地吐出一句话：“母亲离开我们38年了，那离别之景我至今历历在目。”
童发根思忖了一下，接着又深情地说：“1970年春节将至的一天，上午刚考试结束跨出校门就见到母亲带着6岁的妹妹在学校门口等我，这是我上学后的第一次享受到的待遇，但生死离别之感油然而生，我一个劲扑向妈妈的怀里，叫了一声：‘妈妈，你不要跟外公外婆走啊。’妈妈什么话也没有说，左手拉着妹妹，右手拉着我，跨过了一座木桥，来到村头的路上。几辆装满移民户家具的货车一下跃入了我的眼帘。我想一切完了，我们兄妹俩的双手死死拉住妈妈，连声呼喊着：‘妈妈，妈妈，我们不能没有妈妈。’几辆汽车的马达声响了，坐在车上的移民连声叫着我妈妈的名字，快上车！快上车！汽车徐徐地离开了村庄……”
最后童发根叹息说：
“母亲未婚先育这是父母的错。38年了，我们兄妹俩再也没有见到母亲，我的父亲至今还是单身一人，这一切又该怪谁呢？”
新安江水库移民1960年大规模计划移民结束后，上世纪零零碎碎的自迁、后靠、倒流就没间断过。
6．重迁（1）
东溪乡驮坞里村坐落在淳安县首富的小金山旁，位于深山的一个盆地中。离淳安老县城也只有15里路，土改时，人均亩，当时的“定产、定量、定购”的“三定”时代，这么一个小村，每年向国家交售公余粮五万多斤。在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