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叫新兵营。记得搬到新兵营后，陈云和滕代远同志住在里面的一个小间，我和冯、李三人住在外面一个大间。李先念、程世才、李卓然、黄超、郭天民等都住在正屋里。迪化有家医院是苏联人开的，院长和主要医护人员都是苏联人。我因懂得俄语，陈云同志派我多去医院做联络，负责接送新兵营的伤病员到医院治疗。另外，我还承担一些杂务和教学工作，如帮助几位主要领导同志学算术等。
经陈云、李先念等同志商定，把新兵营编成一、二、三、四大队和一个干部队。王子刚、宋侃夫、刘寅组织了几个报务员，胡正先每天用收音机收听新华社消息，并记录下来供陈云等同志参考。在新兵营组织学习党的路线和时事期间，黄火青交出两本张国焘反中央的文件，给了陈云同志。在那段时间里，陈云和滕代远同志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政治思想和路线教育工作。一方面组员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一方面组织指战员学习中央文件，学习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开始是上小课，过一个月后上大课，由陈云同志亲自主讲。 。 想看书来
《西路军》 西路军左支队进驻迪化（13）
在新疆期间与盛世才谈判，主要是陈云和滕代远同志一道去的。有时陈云同志一个人去，有时是与李卓然等同志一起去的。
1937年8月下旬，共产国际来电要我到莫斯科。我到达莫斯科时，王明、康生已经离开莫斯科回国了。此时的国际代表团团长是王稼祥。他告诉我，共产国际想积极援助我们，将原先运到边境上给西路军的一批武器，准备经外蒙运到延安去，让延安派人接收，并要我参与这一工作。他又说现在已经晚了，由于抗日形势的发展，再这样办就会影响国内的统一战线，所以党中央主动提出此时不便接受这批武器。于是，10月底我便与许光达、高自立一起从莫斯科回国，途经新疆住在南梁招待所。这时陈云同志已经回延安了，由邓发同志接替工作。
记得我第一次随陈云同志从莫斯科回国时，中央与共产国际还没有直接电报往来。我1937年11月初第二次从莫斯科回国时，捎回一批电讯器材，能建一台较大的发报机和电台联络讯号。后又带给我密码，以便到延安后，能与共产国际取得直接联系。1938年1月，我们50多人，全副武装，乘坐苏联援助国民党抗战物资的汽车直到兰州八办，而后乘汽车经西安回到延安。延安与共产国际的直接电讯联系是1938年三、四月间才建立起来的。当时我是军委三局二科科长兼无线电工厂厂长，邱均品是电台台长。为了祝贺直接电讯联系的成功，中央还给我和邱均品写了封表扬的贺信。1939年8月至1943年，中央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来往电报，是通过专门设立的一个系统，当时由我负责专管这个电台和电报翻译。每次来电后先是交康生，后来由任弼时同志转中央。
林超——
我是工人出身，14岁就离开中国到海参崴远东造船厂做工。1930年我在船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在船厂是5级工，每月140卢布，本身消费30卢布，剩下的钱都买了公债。我家庭是贫农，有母亲，但我没有捎钱给她。当时想法就是，只有帮助了苏联，各国革命才能搞起来。领导看我和别人不一般，1933年送我去东方大学学习。
东方大学办公室主任是吴玉章。第三国际负责东方部的是米夫。学习内容很多，中文、俄文、东方史、西方史、革命史、政治经济、数理化、军事等。我因为没有上过学，很吃力，经常头痛，所以不愿学习了，要求回国。我往第三国际跑了三趟。1935年第三国际告诉我，批准你回国了，分配到新疆，具体工作和李立三接洽。1935年春，我搞了华侨的假护照，坐火车到巴哈顿，李立三就住在那里。李立三交代我的任务是以秘密工作形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