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意下跪求得赵女士灵魂的宽恕。”
这一幕深深触动了我，骄横的警佐，在凛然的英武女子的气质下折服了。在赵一曼殉国数十年后，这样一个细节，在阔大的历史进程里，也许渺小到忽略不计，也许没有惊天动地的伟岸，但这也许是民族精神扬眉吐气的一幕。因为赵一曼，使人看到了精神的高度和希望；因为赵一曼，使貌似强大的恶魔感到了恐惧和障碍，这时他们面对的赵一曼就不再是一个肉身，而是一种神示，一种象征。侵略者可以杀死赵一曼，但却不能杀死一种神示，一种象征。
但大野泰治从一个屠夫到一个忏悔者，中国人没有以血还血，而是以德报怨，把一个屠夫感化为一个人，一个忏悔者。我想到了一个故事，前苏联诗人叶普图申科在《提前撰写的自传》中，讲到过这样一则十分感人的故事：
一九四四年的冬天，饱受战争创伤的莫斯科异常寒冷，两万德国战俘排成纵队，从莫斯科大街上依次穿过。
尽管天空中飘飞着大团大团的雪花，但所有的马路两边，依然挤满了围观的人群。大批苏军士兵和治安警察，在战俘和围观者之间，划出了一道警戒线，用以防止德军战俘遭到围观群众愤怒的袭击。
这些老少不等的围观者大部分是来自莫斯科及其周围乡村的妇女。
她们之中每一个人的亲人，或是父亲，或是丈夫，或是兄弟，或是儿子，都在德军所发动的侵略战争中丧生。
当大队的德军俘虏出现在妇女们的眼前时，她们全都将双手攥成了愤怒的拳头。要不是有苏军士兵和警察在前面竭力阻拦，她们一定会不顾一切地冲上前去，把这些杀害自己亲人的刽子手撕成碎片。
俘虏们都低垂着头，胆战心惊地从围观群众的面前缓缓走过。突然，一位上了年纪、穿着破旧的妇女走出了围观的人群。她平静地来到一位警察面前，请求警察允许她走进警戒线去好好看看这些俘虏。她来到了俘虏身边，颤巍巍地从怀里掏出了一个印花布包。打开，里面是一块黝黑的面包。她不好意思地将这块黝黑的面包，硬塞到了一个疲惫不堪、拄着双拐艰难挪动的年轻俘虏的衣袋里。年轻俘虏怔怔地看着面前的这位老妇人，刹那间已泪流满面。他毅然扔掉了双拐，“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给面前这位善良的老妇人，重重地磕了几个响头。其他战俘受到感染，也接二连三地跪了下来，拼命地向围观的妇女磕头。于是，整个人群中愤怒的气氛一下子改变了。妇女们都被眼前的一幕深深感动，纷纷从四面八方涌向俘虏，把面包、香烟等东西塞给了这些曾经是敌人的战俘。
叶普图申科在故事的结尾写了这样一句话：“这位善良的妇女，刹那之间便用宽容化解了众人心中的仇恨，并把爱与和平播种进了所有人的心田。”
叶普图申科的话，道出了人类面对敌人时所能表现出的最伟大的善良以及最伟大的生命关怀，放下屠刀的敌人不再是敌人，这些人已经是人。
遮蔽与记忆：赵一曼（3）
佛家也曾有慧语：仇恨永远不能化解仇恨，只有爱才能够彻底化解仇恨。当一个人被刀子划伤而流血不止时，许多人是把伤口包扎好；但也有人是把带血的刀子包起来，关注“伤口”与“刀子”无疑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情怀，如果说很多的人都自觉不自觉的属于前者，那么我们也需要更多的后者。仇恨是记忆历史的一种方式，而和解也一样是记忆历史的方式，也许在某些人看来这有点不可理解，但和解是我们的前路，因为我知道仇恨换回的只能是仇恨，和解换回的终是和解。
二
伪“滨江省警务厅关于赵一曼的情况报告”，曾简略载有赵一曼从哈尔滨市医院逃走的情况。
赵一曼是在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暴雨过后的夜里逃走的。这天夜里，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