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2006年党校中青班的学员，我比较熟悉。她说她地震时被埋进废墟，两个多小时后才自己爬了出来，现在脚伤还未痊愈。
农办主任身材高大，他说多年前他也是党校学员，但我对他的记忆已经不太清晰了。他徘徊左右，眼里自始至终带着一种忧伤，口中反反复复说着一句话：“这么大的地震，为什么事前没有预报呢？”董玉飞的事出来以后，我第一反应是他，后来上网一查照片，不是。但这个高大男人的忧伤眼神，令我永生难忘。
访谈快结束时，一个消息传来：北川县城进水了！龙尾公园那一片已经被淹。回来的路上张强告诉我，当听到北川县城进水消息的那一瞬，陆桂琼流泪了。她的家就在龙尾公园那一带，地震后房子还没完全垮塌，她家中的全部财产，一样也没来得及抢出来。
我第二次到擂鼓镇，是6月24号北川县城“开放日”，这天很多北川人地震后第一次回县城。他们既是去看废墟中自己的家，也是去看自己亲人遇难的地方。擂鼓镇通往北川县城的公路上，车堵了整整两三公里，站在半山望下去，烟尘滚滚，帐篷连连，简直就是一派战场的景象。我们与特警队张政委约定在擂鼓镇一座铁塔下见面，由他带我们进城。可是，在镇前镇后转了近一个小时，才找到那座铁塔，见到一身作战服的张政委。
我最后一次到擂鼓镇，是9月22日陪美国匹茨堡大学灾害管理专家Louise fort去看擂鼓镇板房。这时候的擂鼓镇在山东对口援建下已渐渐显露出美丽、安宁新家园的景象。但是，当我们傍晚快离开擂鼓镇时，天空飞起了 细雨。两天之后，那纷飞的细雨便演化成汹涌澎湃的暴雨和泥石流，让北川再次遭受巨大的伤心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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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言万语（代后记）（1）
这里的文字所要传达的实际上只是我自“5·12”大地震以来的一份个人经历——我看到的、听到的和我感受到的，原原本本，不敢妄加修饰。面对如此重大之人类与自然事件，卑微者若我只是想以我个人的视角呈现两样东西：事件之一种真实；事件中的人带给我的感动。
经历了“5·12”地震的，我对事的矫饰和对人的矫情都是不能接受的。此言既出，反躬自省，我感觉自己在说上述这番话时还是有点矫情，于是把自己放低、再放低，说出实情：从我心底来讲，做这件事的初衷只是想完成一次个人的情绪排解，或者说，一次自我精神救赎。
所谓言为心声。“5·12”地震后，经历太多，积郁自然也就多。“5·19”那天又错过了用眼泪宣泄的机会（那几天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能力流泪），这以后就再没痛痛快快地排解过。千头万绪摆在面前，很累人，千言万语闷在心里，很伤人。
我是教师出身，嘴巴是我们基本的生存工具，说话，甚至说废话是我们基本的生存技能。没想到地震我是逃过来了，原先那套巧言令色的功夫却像是给废了。我是讲应急管理的，记得去年3月底有一堂外请课，本人自我感觉特好，那堂课讲得来是风声水起，上午讲完课下午还兀自在那儿激动着（现在想起来，有些汗颜）。说来也巧，“5·12”当天竟有两个班该我上应急管理课，为了赶场我是倒来倒去，结果就把下午的课给倒没了。没想到一场地震下来，一切都改变了。
地震后两个多月，原先请我上课的那个班让我去补上“5·12”下午的应急管理课。我拖把椅子坐到讲台边，千言万语在心头，却怎么也提不起那口用来说话的气，那时候，就觉得语言是多么的无力啊！如果说原先的我是“废话多于文化”的话，现在的我只觉得“说什么都是废话”！我知道自己已成了“5·12症候群”患者，具体症状：内心极其敏感，表达能力丧失。这时候，我才意识到问题有些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