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没有反驳，但看得出她认为我真是不近人情。我仍然缺乏勇气面对现实。
正在不知如何收场，一个电话救了我，居然是一家婚介公司的，大姐说：“有一个出纳，孩子归女方，男方没有牵挂，看了你的情况，想见见你。”
我捂着话筒，吱吱唔唔地怕别人听见，只能一个劲地“是”“是”，我不敢说话，一屋子同事，真险。
在海边的一个小花园里，我见到了那个出纳，黑影里看不清，只觉得不跛不矮不聋不瞎不口吃，连我自己也找不着标准了。
他见了我，委委屈屈地大谈自己离婚6年了，当年老婆对不起他，让他戴绿帽子，现在还每个月为80块钱抚养费，跑到他单位找他要，他还笑她不够跑腿钱。
我一听就来了气：“你为什么不多给她点，她带着孩子也不容易。”
“她不缺钱，她这是明摆着来单位臭我。”他满肚子理由。
黑暗里，我见他夹着烟的手指一划，一口烟喷出老远，俗气地划了个圈。那情景像谁？赵赵！
我一阵厌恶。
“我是高中毕业的，你是大学毕业的，你也来见我。”他迟疑地问，我只听声音，犹看不清他的脸。
我说我要考研究生，恐怕没有时间见面了，就匆匆而去。
第二天，我的手机号码就被他粘上了，先是问我有没有时间见面，然后就说他朋友有枚珍贵的邮票要出手，求我帮忙找买主，他变换着电话跟我捉着迷藏。
后来一回电话，就听一个胶东口音的老太太颤颤微微地告诉我，她们街道有老年锣鼓表演，看我能不能去拍张片子报道一下。然后就趁机说听说我是个好女人，她儿子也是老实人，找他这样的绝对吃不了亏，我能否赏光去她那里一趟，谈谈。
我烦透了，我编出了各种理由搪塞她。
那几天，那婚介所就是不舍弃，真是非要给我负责到底，我的手机“滴滴嘟嘟”地响个不停。爱心大姐欣喜地一接电话就给我报喜，说终于有个素质高的，看了我的材料要跟我见面，我问：
“他是干什么的？”
“记者。”她无比敬仰地说。
“哪个报社的。”我一惊，新闻界的同行认识不少，不知是哪位仁兄。
“就是成立不久的那《家庭报》的。”
“什么？”我大惊失色。
我还有这么个同事？我的脑子快速浏览了编辑部人员的菜单，没有这么个人，绝对没有！
我见着鬼了。
“他叫什么？”我问，我想去捉鬼。
“张放，33岁，山师大毕业的。”
天，有鼻子有眼，一时紧张，我竟露了马脚，我说：
“一个单位的，没准还认识。”
“是吗？那我向他约个时间。”大姐高兴地说。
时间终于没约上，大概那位仁兄有自知之名，李鬼撞上李逵，没好果子吃。
正懊恼不己，老木失踪了一年多，不知从哪里又冒出来，电话里拭探地问我是否想去吃烤肉？我猜他这回又是被哪个“古兰丹姆”甩了，一问，果然。
我冲着电话大喊：“绝不！我不想游戏人生，你爱和谁烤和谁烤？”一屋子人都怪怪地望着我。
扣下电话，真是众鬼缠身，心烦如蚁。正烦躁间，一个硕大的火球腾地就从窗边窜上来，就听楼下没命地喊：
“起火了，起火了，快跑啊！”
窗外一会儿就浓烟滚滚，黑得看不清人脸，屋里每个人都以最快的速度抓起包来一眨眼就窜到了楼下，人的求生本能真是了得。
消防车一会儿就呼啸着到了，一时间警灯闪烁，浓烟滚滚。高压水龙头疯狂地扑向火舌，围观的人群吓得“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