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新，没有政治、制度上的变革，逐渐显示出了不足。就像他们和顽固派的辩论，我觉得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种泛道德主义，你想他们反对修铁路架电线之类的，都不从技术上跟你辩论，而是首先上升到一个道德的高度，说这个东西不是中国的，是西方的，你学它，就是卖国。
洋务派在这种意识架构中都没有办法辩论，只好采取我有权力就不跟他们争，自己做，绕过这个。但是洋务派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强有力的意识形态系统，唯一的就是为了和顽固派辩论提出的口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自己学了西方的船坚炮利，但那只是我的一个“用”，我的根本、本体还是中国的。开始提出这个口号是为了对付顽固派，但在后来的过程中证明了洋务派的不足。它开始是有进步性，但到后来负面作用就越来越明显，它是官办，是衙门，所以的企业都是有级别的，官方安排各种职务进去，另外大家知道，是官的企业就少不了贪污腐败。包括一些顽固派，从前是反对的，后来一看这么能来钱，那也派自己的人进企业捞钱了。这时，人们就觉得”洋务运动”逐渐丧失了它的进步性和合理性，而历史的变化往往是通过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件反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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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被延误的现代化（5）
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爆发了甲午战争。甲午战争中清政府惨败，“洋务运动”最大的一个成果北洋水师——在亚洲是第一大舰队，世界上都数得着的——全军覆没，人们就觉得”洋务运动”不行。
当然了北洋水师的覆没有很多原因了，我稍微讲一点。北洋水师建成之后，但有十几年没有更换过炮火，维修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慈禧早早的就预备钱要修颐和园过六十大寿。清政府晚期经济非常困难，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就把修铁路的钱和北洋水师的经费都停了，都用在慈禧个人身上了。我最近看李鸿章要钱的那些奏折，那些奏折的名字都不提要钱。慈禧反对学西方技术，但享受是要西方的东西，都是让李鸿章帮着办。所以李鸿章的奏折里提的都是什么国外新东西在颐和园安装怎么怎么好，最后提一句，哪儿哪儿还需要一点钱，看能不能拨下来。
一面是北洋水师的装备十几年得不到更新维修，另一面是西方火炮、舰载炮得到迅速发展。日本的舰队比中国建得晚，但是他的火炮很发达，射得又准又快。
所以北洋水师的覆灭，是由那个腐败的体制所决定的。
甲午战争惨败之后，一些中国人就开始思考了，为什么会有这种失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人就提出了维新变法。我觉得这时中国变革的动力就从曾左李为代表的汉族官僚降到了以康梁为代表的级别很低的读书人，这还是在体制内，康梁是体制内最没有权利的一批人。这些人成为了中国变革的主要发动者。
康有为提出要学日本的明治维新，学习俄国的彼得大帝，做了很多宣传工作。他很勇敢的一点是，甲午战争是被日本打败了，又割地又赔款。但是康有为还提出学习日本，在民族义愤那么强烈的时候，他提出要以强敌为师，以自己的敌人为师。在当时，敢说这个是冒了很大风险的。康有为通过种种渠道宣传自己的观点，组织了强学会等社团，他写的那些书被一个高官看中了，推荐给了光绪皇帝。光绪皇帝看了，也被打动了，就想见见康有为。但是大家知道，光绪皇帝不是一个有权力的皇帝，而且清朝的定制，皇帝不能接见四品以下的官员。光绪皇帝想见康有为没有办法见，就委托了翁同和去见康有为，看这个人说得究竟怎么样。那次康有为表现了舌战群儒的气概，应答得非常得体，把帝党的领袖翁同和——光绪的老师——说动了。翁同和回去就跟光绪皇帝说，这个人确实了不起，这样在光绪皇帝和康有为之间，就建立起了一种联系。通过来回反复的沟通，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