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寻找采访道路，这样的直觉依赖于她容易体会采访对象。换句话说，她依赖于通过心灵的牵动去深入采访对象。第二，因为凭感性，她会更多地通过细节感受采访对象，这些细节有时是碎屑，于是她经常会苦恼于结构。这种结构努力的结果，经常是从开头到结尾，叙述一个线性长度，而非一个空间的营造。但她善于将细节串联成较为丰富的整体，她不喜欢枯燥的理性叙述。第三，她对传奇、趣味有本能的好奇，她的好奇心会不断推动她的追索能力，它们帮助了她的线性叙述，使这种叙述能牵动人心。清楚她的长处短处后，其实她的发展方向已经清楚了。
我起先还未考虑到“口述”这个栏目，我希望她能在写高耀洁的基础上，写一些丰厚而扎实的人物。
2005年，周刊增加了每期篇幅，开始了向综合性周刊发展的努力，但“口述”的方向一开始却没有出现，所以说，这个栏目是她自己，朝着自己兴趣的方向磨合出来的。这一年的抗战系列报道，突出了她对历史人物的兴趣与在重写历史中采访“遗老遗少”的能力，在对抗战历史现场的重新触摸中，她总能“柳暗花明”，找到那些更为感人的东西。她告诉我，相对光鲜的人物，她对尘封的那些人物身上已经过去的历史烙印甚至苦难更感兴趣。之后，她利用去纽约开会之机采访到了唐德刚；因为对杨沫当年生活八卦的好奇，又采访到了老鬼。对老鬼这篇专访发表在2005年的最后一期，其实也是“口述”这个栏目实质的开头，只不过这个栏目到2006年1月，推迟了一年开栏而已。
从某种意义，这个栏目也可以说是一种移植。
1998年，因为张新奇的牵线（他80年代曾与韩少功一起在海南创办了《海南纪事》），刘波当时愿意投资来办一本记忆杂志，因为借用广东侨办的刊号《华夏》，所以叫《华夏记忆》。李陀、汪晖、罗点点，在一起帮我策划这本杂志时，都曾认为，个人史可能促进我们更丰富深入地认识20世纪中国，变成一种新的精神财富。在策划与搭建这本刊物时，我曾以为，它与生活周刊将来能成为一个向前探究，一个向后探究两个互为影响的方向。当时编成的第一期，曾令许多知识分子感觉到一种分量，它以罗点点回忆“*”中他的父亲罗瑞卿为封面，黑色为底，整本内容很有精神价值。遗憾的是，出版后竟马上就遭遇了“文化商人”的质疑。当时刘波手下负责媒体投资的一位深谙美国商业媒体操作的老板首先发问，请问这本杂志的读者对象是谁？老人吗？那么广告对象是谁？没有广告，定位显然是有问题的，投资也就不能支持。于是，《华夏记忆》的第二期马上变成了姜文的记忆，封面为翠绿色，时髦了。那时大家都怕陈旧的东西，当然也就不可能明白，时髦其实是没有长久的生命力的。
序（3）
李菁的“口述”，由此通过她坚持不懈的努力，变成了原来《华夏记忆》在一本刊物上想实现而未能畅快淋漓体现的想法的具体实践。也许，一整本的记忆形态确实过于单一，其沉重与苦难难让习惯了时尚生活的读者消费。但作为一个栏目，它恰恰成为一本杂志五彩斑斓中一种也许是相逆的色调，竟解决了年轻读者有可能的阅读障碍，反而给他们别样情调。有了这个栏目，不仅李菁的兴趣有了寄附，而且解决了她个人与读者的一种独特联系。应该说，这个栏目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投入了极多她自己对那个时代氛围的追索。每接近一个人物，她都要做大量功课，以使自己走进这个真实历史人物的生存之中。通过这种走近，拉近了对这个人物与他所包裹的历史的观察，这样的口述更多是对人物历史充满好奇的观察后追问的结果。这种追问结果在被整理过程中，又被赋予了许多李菁自己的情感，由此往往因为细节被情感叙述着而充满感染力，突破了历史记忆原来的单一化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