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被彻底扼杀了，取而代之的是没有自由、没有民主、没有法治的****暴*可怜的周先生，在中华民国享尽荣华和自由的周先生，为消灭中华民国、建立中华党国立下汗马功劳的周先生，从此再也不能享受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了，也许只能躲到中华党国不能管辖的租界里去行使这些民众本来已经享有的权利去了。”
“周先生的谎言是墨写的，许谦、黎寿昌的谎言则是用刘兰珍、杨德筠等爱国学生以及若干儿童的血写成的但是，无论是墨写的谎言还是血写的谎言，都掩盖不了一个铁打的事实，就是他们‘以请愿之名，行****政府，阴谋夺权，分裂国家之实’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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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三十一）退位让贤段督办
傅卓瑶读着自己刚刚写就的文章，想到那些白白为人利用而死去的同学，莫名的悲愤再次涌上心头。
如果不是因为这次惨案，她还根本意识不到那些野心家会如此的阴险。
而对于那个将惨案的真相和背后的阴谋揭露出来的年轻军人，她的心里充满了感激和敬佩。
“就象他说的，只有这样，才算是给死难者真正报了仇。”傅卓瑶自言自语的说道。
此时此刻，在远处的一间小阁楼上，站在那里远眺的杨朔铭看到了傅卓瑶的室内还亮着的灯，不由得暗暗点头。
杨朔铭的目光转向远方，他看着远处黑暗中闪动的点点灯火，深吸了一口气，转身回到了屋内，他看了看桌子上一张张报纸，冷笑了一声。
“既然你们是靠‘忽悠’起家的，那就让你们在‘忽悠’当中灭亡吧”
“九？二八”惨案发生后，各地声讨政府暴行的文章多如雪片，但质疑和反对的声音同样存在，象研究系的机关报《晨报》即在10月2日的“时论”栏发表了林学衡的《为青年流血问题敬告全国国民》一文，毫不客气的指出爱国青年“激于意气，铤而走险，乃陷入奸人居间利用之彀中”，文中点明许谦黎寿昌等人“驱千百珍贵青年为孤注一掷……必欲置千百珍贵青年于死地”，“共有派诸君故杀青年，希图利己”。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10月7日，《晨报》又发表陈渊泉写的题为《群众领袖安在》的社论，也愤慨的说，“纯洁爱国之百数十青年即间接死于若辈按即所谓“群众领袖”之手”。
陈渊泉在《群众领袖安在》一文中明白的点出，“许谦黎寿昌等人非迫群众至督办府不可，竟称府院卫队已经解除武装，此行绝无危险，故一群青年始而相率而往。吾人在纠弹政府之余，又不能不诘问所谓‘群众领袖’之责任”
著名学者陈源在《现代评论》中也提出来了同样的观点：“学生遇见些‘好人”都说那天在承天门开会后，他们本不打算再到督办府，因为他们听见大会主席宣布督办府的卫队已经解除了武装，所以又到督办府门前去闹，我们不能不相信，至少有一部分人的死，是由于主席的那几句话，要是主席明明知道卫队没有解除武装，他故意那样说，他的罪孽当然不下于开枪杀人者，要是他误听谎言，不思索调查，便信以为真，公然宣布，也未免太不负民众领袖之责任了。”
“卫队没有解除武装，但在惨案发生时，卫队的枪里并没有子弹，但却从墙头打来三枪，当场打死队兵三人，卫队受惊，遂不顾禁令，重新装弹开枪，我想要问一句，这至关重要的三枪，到底是谁打的？在此关键时刻，群众领袖们都在哪里？死难者男女学生有之，儿童有之，市民有之，独不见彼群众领袖有丝毫受损者，此乃巧合呼？呜呼督办府门前之死难者何人？彼群众领袖无与也各处医院之呻吟痛楚者何人？彼群众领袖无与也”
而当那篇名为《血写的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