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晰起来。“天啊！我怎么敢在这种时候分神！多长时间了？十几秒还是五分钟？‘目标’——是不是已经进去了？！”他的目光在“老水手”咖啡馆门前的行人中紧张地搜寻。
就在这时，“目标”出现了。
焦仁志指着车窗外面，回身对寺尾结结巴巴地说“机关长，赵……赵丰年。”
赵丰年是那种走在人群里极易被忽略的人。他四十岁上下，个子不高，相貌普普通通。无论是头顶的礼帽，还是身上的长衫，脚下的皮鞋；甚至夹在腋下的皮包都是非常便宜的大路货，虽然陈旧倒也整洁。总之，给人的印象就是那种小公司的小职员。这种人在当时的大上海比比皆是，收入微薄但却偏偏有些情调，无论如何也要省吃俭用存下几角零花钱，买一杯便宜的咖啡，坐下来边品边看报。每天，都要在繁杂的公务和柴米油盐的琐碎之间讨上半个钟头的清净。
“老水手”咖啡馆就供应一种非常便宜的咖啡。
赵丰年走进去的时候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情况。留声机里依然放着轻柔舒缓的西洋音乐。雪茄的烟霭，咖啡的香味，和懒散、舒适的气氛弥漫在房间内的每一个角落。咖啡馆里的人不多。一个经纪人正在向他的客户推销股票，声音虽小但清晰可闻；几个年轻人围在一起一边喝啤酒一边玩一种西洋纸牌，为了谁出了好牌谁出了坏牌争争吵吵的；西装革履，油头粉面的小开从某间洋学堂钓到了一个单纯的女学生，不知聊到了什么两人正吃吃地笑着。当他走到靠窗的一张桌子前就座，并点了一杯咖啡的时候甚至没有人注意到他。这很好，赵丰年最不希望引起别人的注意。
尽管如此，他还是仔细地聆听了一会。他甚至取出报纸找到证券版面核对了一下股票经纪人的观点。那家伙分析的倒也合乎情理。
一切都很正常，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赵丰年终于安下心来。他慢慢呷了一口咖啡，然后抬腕看了看表。还有十分钟，秦铮才会来。
每一次和同志接头，赵丰年都会提前一会到达接头地点。从事地下工作的人都明白，接头其实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尤其是新手，越接近接头地点就越紧张。你不知道这个地点是不是已经暴露，等待你的是什么。甚至到了现场也会由于举动失措引起别人的注意。因此，他们需要有经验的同伴等在那里。一个微笑，一个鼓励的眼神就意味着“这里很安全，过来吧”。
当然，秦铮可不是新手。而且，他手下的人似乎已经没有什么新手了。一年多以来，在日伪特务机关疯狂的打击之下，赵丰年一手建立起来的组织蒙受了重大的损失。一批又一批同志被逮捕，被枪杀。个别忍受不了酷刑的软骨头的叛变投敌使得损失日趋扩大。最令他感到苦不堪言的是唯一一部与根据地联络的电台遭到破获。这使他领导的这个组织的工作完全陷入了瘫痪的状态。在这种空前险恶的环境中赵丰年只能下令收缩，收缩，再收缩。所有的行动小组停止了一切活动。其中，对外围成员的发展工作也是最先停止的。
每隔一段时间，他就要搬一次家。目前他住在英美的公共租界里。相对而言，美国人对日本人的态度更加强硬一些。特务机关在这里的活动也还没有达到那种为所欲为的程度。住在这里比较安全，这也更令他无时不刻不在担心着居住在租界之外的那些同志们的安危。论年龄，他是他们的兄长，论职务，他是他们的上级。他能做到的就是早一点到达接头地点，替他们观察一下环境，必要的时候发出撤离的警报。这是他唯一能够保护他们的手段。
接头的时间就要到了。赵丰年从报纸中抬起头来，漫不经心地向窗外望了一眼。他看到秦铮高高瘦瘦的身影正从两条街以外向这里走来。
柜台上的一部电话骤然响起。侍者接听了电话，然后把留声机的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