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密，电梯只到13层，那里有安全官员检查每个人。三个孩子每人都有一个保镖。早晨，如果孩子们去上学，玛丽安娜会从上面看着，只到孩子们从她的视线中消失。
玛丽安娜和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7）
后来人们确实发现，在对面邻近的高楼上已经有“红军派”的恐怖分子租住在那儿。莫尼卡·霍尔迈埃尔曾经非常透彻地描述过这个时期以及它给玛丽安娜的三个孩子的心灵上造成了什么后果。也许这种紧张至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释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的一些特别歇斯底里的表达：他骂作家贝恩特·恩格尔曼是“老鼠和苍蝇”，因为这位作家总是盯着他，而且老写一些不负责任的书。这种使用糟糕的纳粹语言的行为是一种严重的倒退，它激起了巨大的反对浪潮，特别是使年轻人认为，施特劳斯本身就是个纳粹。很快，成百上千的年轻人要求“制止施特劳斯”。施特劳斯家则是这样一个家庭：他们无比紧密地联合在一起，共同抵御外来的真实的或是可能的威胁。“就像沥青和硫磺。”莫尼卡·霍尔迈埃尔说。每个人都完全支持家庭中其他人，妻子支持丈夫，子女支持父母，家庭就是避风港。因为玛丽安娜·施特劳斯认为，在家庭外边，整个德国上下，老的价值观已经沦丧。她仔细分析了当时社会的变化，这种“堕落”——离婚、堕胎、同居的人数都在增长。以她之见，这都是“社会自由主义”政策的责任。她和她丈夫的观点一致。在一次采访中她说，如果她的孩子们有一天“站到对立的阵营”中去，那么“灾难马上就会降临。我简直无法想象，世界将会崩溃”。
几年后，她的女儿说，如果丈夫、孩子们面临的危险没有改善，原来的价值观仍然被“社会自由主义”政策破坏，如果这一切再继续下去，那么她的母亲当时宁愿选择离开这个国家。基于以上的原因，玛丽安娜·施特劳斯总是把很多钱存到瑞士，而且每次都是把现金装在手袋里带过去。那里是完全安全的，没有恐怖分子，当然也不会有德国的税务机关。她已经积累了许多关于怎样在税务机关面前藏钱的经验。她死后很多年，一次令人难以置信的偶然事件才使真相大白。1996年的一个春日，西格伯格的家庭主妇玛丽达·哈尔夫特去当地教会经营的二手货商店。玛丽达·哈尔夫特经常在这儿淘到一些价廉物美的东西，并且也注意给她收集旧手稿的丈夫找些东西。这次，这个家庭主妇在角落里许多书的下面发现了一堆文件夹，上面“基社盟”、“财务主管”、“FJS”（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姓名开头字母的缩写）的字样引起了她的兴趣。这11个文件夹被她作为废纸买回，并转卖给了《明镜》周刊，它包括了沃尔夫冈·博洛尔当时对基社盟财务状况记载的原始档案。作为基社盟的财务主管，博洛尔从1967年到1971年管理着基社盟的财政。正如一份报纸所写，这份来自“西格伯格法老墓”的档案，泄露了很多人一直在猜想但从未能证明的有关基社盟的捐款丑闻。《明镜》周刊——当时“民主的突击炮”，用这发犀利的炮弹又一次向８年前已经去世的宿敌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发出了一排齐射。据他们的报道，党主席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有着一张特别账户的网。他把高达百万的巨款转移到这些户头上并像他的私人财产那样使用，没有税务官员的干扰，也没有党内人士的监督。这些钱被指定用于基社盟主席的“个人政治用途”，它意味着施特劳斯可以完全不受干扰地使用这些钱。当然，现在没有人能够证明，施特劳斯是否确实拿着这些钱作为私用了，因为早就没法追查。况且即使涉及到税务问题，主席收下这些“捐款”也是为了党的工作。这些账户的一大部分钱都由玛丽安娜为她的丈夫和党进行管理。
沃尔夫冈·博洛尔在施特劳斯周围的各色人等中是最理想的人选，作为资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