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死》的杂文，当中一段话，被普遍认为是鲁迅的遗嘱：“我只想到过写遗嘱，以为我倘曾贵为公保，富有千万，儿子和女婿及其他一定早已逼我写好遗嘱了，现在却谁也不提起。但是，我也留下一张罢。当时好像很想定了一些，都是写给亲属的，其中有的是：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赶快收殓，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胡宗南任第一军军长时，驻徐州。一日，胡的父亲从浙江孝丰老家来看他。卫兵去报告，胡说：“此人我不认识，叫他回去。”卫兵出来回报胡父，胡父甚诧异，对卫兵说：“他是我儿子，我是他老子，他怎么会不认识我？你再去对他讲，叫琴斋（胡宗南号）自己出来见我。”卫兵只好再进去报告，胡宗南立马翻脸说：“哪来的混账老头，如此无赖，快把他撵走！”随后又派一心腹副官跟踪其父，认准所住旅馆。当晚，胡宗南才换上便装去旅馆看父亲，给了老人300块钱，说：“以后你不要随便到司令部来找我，快回家吧。”胡父大骂儿子势利，竟不认亲生父亲。一怒之下，钱也没要，向老乡借点盘缠回了老家。
段祺瑞讨过几房姨太太，这与当时的军阀政客们看似无二，所不同者，是段已经有了尊重女性的意识，他娶姨太太，从不采取欺男霸女、巧取豪夺的手段。他的第四位姨太太入门时愁眉不展，段一打探，原来她已经有了意中人，段便吩咐妻子要像嫁女儿一样，成全她和意中人的婚事。段祺瑞让姨太太出嫁，一时传为佳话，也多少能体现出段在私生活上较为检点的一面。
军阀范绍增家是名副其实的大家庭，光姨太太就三四十个。范绍增专设了总管事、管事数人，其下配汽车司机、弁兵，花匠、跑街的、打杂的，中厨、西厨和饲养员等各色人等，林林总总，不下百十人。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内迁重庆，一时权贵云集。范绍增为了让太太们跟上时代的步伐，专门从上海聘来一帮教师，培养妻妾们学习西方文化。太太们开始西化，当中较有文化的两个姨太太赵蕴华、何蜀熙，随即成了重庆上流社会的花使，对范后来的飞黄腾达，起了不小的作用。范尤其宠爱十七姨太，两人常在球场、游泳池等场合追逐嬉戏。关于十七姨太的风流韵事颇多传闻，有好事者写成《十七姨太外传》出版，一时重庆“洛阳纸贵”。
1933年春天，范绍增的小妾紫菊（原为小老婆张绍芬房里的丫头），在重庆开明学校读书时，与尚未成婚的校长王世均产生私情。后事情败露，王世均被范抓到范庄关起来，眼看两人大祸临头。这时，被张绍芬请来的两位亲家王瓒绪、陈兰亭求范饶他俩一命，王母也在一旁叩头求情。范绍增虽说是个粗人，但重人情，讲义气，粗中有细。寻思再三，他决定把人情做到底。当众宣布：一、收紫菊作干女儿，王世均作干儿子；二、备办几桌酒席，为二人道喜；三、送紫菊大洋5000，作嫁妆费。全场皆大欢喜。王瓒绪连声赞叹：“范哈公，你搞得漂亮！”
抗战期间，宋氏家族的姊妹兄弟一度都在重庆。蒋介石对宋美龄说：“我想让子文、子良、子安他们邀请阿姊和大阿姊一起到黄山聚餐。”宋美龄打电话给宋庆龄，宋庆龄没答应，宋美龄劝道：“这是我姊弟自家聚会，其他人没有呀……”宋庆龄听后犹豫了一下，说：“不来啰，这两天我正犯病，身体很不适意。”宋美龄一听即说：“我马上派医生来给你看看。”宋庆龄说：“不用了，我正在服药。”这次由蒋介石提议的家宴，宋庆龄最终也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