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期末评语中都有这样一句：“该同学接受能力强。”不是我的接受能力强，而是你的每一句话我都认真听。
很快，我的学习成绩成为全班佼佼者。我仍然喜欢作文，而且小露锋芒，在全校的一次国庆征文比赛中，荣获二等奖。我以《小巷今昔》为题，描述了养济院背我家旁边一条小巷的变迁，歌颂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征文获奖后，我的作文经常抄写在学校的黑板报上。有一次是写短作文，一节课45分钟完成，记校运会中的一件事。我匆匆写完就上交了。过了几天，作文居然被抄在校门口黑板报上，还加了编者按语：“在很短的时间里，能写出这样构思完整、情节起伏、语言流畅的作文，是很可喜的。”
每次作文课都是二节连上，老师布置题目，作些说明，然后让大家去写。我看了题目后，在心里琢磨，总想写出新奇的东西，能让老师眼前一亮。于是陷入沉思，左顾右盼，看到别的同学都在动笔写，我却一字未写，真有些焦急。
往往一节课完了，别人都写了一半，我还在苦思冥想。等到第二节课了，再不写就来不及了。万事开头难，写好开头之后，思路打开了，句子源源不断涌入笔下，我只能一口气写下去，不再左顾右盼，时间仿佛凝固……当下课的铃声响起，我刚好停住了笔，来不及检查一遍，老师就来收本子，我如释重负长出一口气。
我的数学成绩也是名列前茅的，教数学的老师是孙家珠，他培养了几名班里的数学尖子，我是其中之一。在一次全年级数学竞赛中，我曾获三等奖。孙家珠是班主任，晚上自习他也要来班上照看。他把我的作业本拿去批改，都是对的，改完之后，把作业本还给我，又把全班同学的作业本都给我，让我对的打“√”，错的打“×”，完后他只写个“阅”字。孙老师为了自己省事，居然让我替他改作业。我当时的心情还挺得意，这是老师的信任呵！其实是孙老师在偷懒。
我的英语成绩却每况愈下，初一时90多分，初二时80多分，初三时只有70多分。原因很简单，英语要记单词，要下功夫死记硬背，光靠课堂上听讲解决不料了问题。而我成绩好只是建立在课堂听讲上，课后从不背单词，到了初三单词多了，不死记硬背行吗？说来也有趣，学校组织了一次英语书写比赛，我并不当一回事，英语成绩不够好的我匆匆抄了一页纸上交，揭晓时我居然荣获一等奖，真是歪打正着。英语书写连笔，讲究流畅，而我匆匆一笔而蹴，比那些刻意者显得自然，不拘束，反而赢得好评。
三
书院街有一座非常富有江南民居特色的深宅大院，采光极好的巨大天井一共六进。这所原本大户人家的宅子后来成了江西师范学院的一处宿舍，于是学贯中西的教授们住了进来。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经常拜访这里的有著名小提琴家盛中国的父亲盛雪、有著名画家彭友善、有作家胡平的父亲逻辑学教授胡正业等人。这便形成了一个文化浓厚的生活圈子，给文脉久远的书院街增添了新的活力。
在这一文化氛围的熏陶下，当年的一批少年脱颖而出，其中有学者（江西社科院院长）傅修延、有画家（南昌画院副院长）熊青、有作家（南昌市作协副主席）杨建葆、有书法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邱振中等人。他们的成功并不是因为死读书，而是得益于文化环境陶冶、兴趣爱好广泛、课外生活丰富。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一般家庭都有五、六个孩子，哪还有钱供他们读高中上大学呢，家长只希望孩子们长大成人能找份工作就心满意足了，并不想逼着孩子走高考这座独木桥。那时强调德智体全面发展，以培养合格的普通劳动者为教育方针。没有应试的重压，学生们对自己的前途有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