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厌其烦地收集资料，搜肠刮肚地编写文章，铁笔钢板上费力刻写，满身油污中精心印刷，这些繁琐的事情我都很乐意去做，看到自己编印的《战地》贴在校门口被人阅读，看到邓荣生在大街上将《战地》分发给众人，我心中便会油然升起一种成就感。油印小报《战地》虽然很不起眼，却是我们学校唯一的一份定期出版的报纸。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有外地消息，有本省动态，有编者言论，《战地》在校内还是有影响的。为了扩大《战地》的影响，体现正规，我还堂而皇之地刻印了一枚公章，印文曰：南昌市工艺学校《战地》编辑部。
随着运动的逐步深入，省市委在“炮打”、“火烧”中处于瘫痪状态，杨尚奎、方志纯、白栋材等领导人已被揪斗，无法正常工作。正当权利发生真空，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时，1967年春天，中央指示人民解放军要以“三支两军”的方式介入地方运动，省军区开始接管地方权力。3月12日省军区周子韬抛出了一份报告，对造反派进行打压，引起造反派强烈不满。于是，造反派打着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的旗号，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军队。军队不是吃素的而是带枪的，赤手空拳的造反派与军队抗争，促使*进入了残酷甚至血腥阶段。
6月29日，造反派“大联筹”与保守派“联络总站”在莲塘发生武斗，南昌军分区有人给保守派发了枪支弹药，打死打伤了不少造反派人员。第二天，急红了眼的造反派在南昌开始抢夺枪支弹药，街头上贴出不少因武斗牺牲的“烈士”遗像和简介，大都是不满20岁的中学生。流血事件引起社会上人心惶惶，保守派害怕造反派狗急跳墙滥杀无辜，纷纷逃离南昌躲避。
我父亲曾参加过工人赤卫队，属保守派中的普通一员，一直老老实实坚守工作岗位，此时也被社会上的传闻所吓倒，随同事一起在罗家集乡下躲避了几天。
那年的夏天特别炎热，住校的同学寥寥无几。我们爬到人字形的屋顶上，将床板一头架在屋脊的最高处，另一头用木棍支撑着。这既成了我们纳凉的床铺，又是观看南昌夜景的平台。
夜幕降临之后，我们坐在高高的屋顶上，四周笼罩着无边的黑暗，空气中充满了燥人的暑气与火药味。不远处的青少年宫里，痛失战友的“南红司”红卫兵们，正在用枪声发泄他们的悲愤，子弹的火光映红半个天空。说实话，我害怕这令人恐惧的枪声，那么多生命之花正是在这枪声中凋谢的。他们真的是烈士吗？他们真的是为了真理而献身吗？若干年之后还会有人记起他们吗？运动发展到如此惨烈的程度是我始料不及的，“要文斗，不要武斗”应该是文化革命应当遵循的原则，如果发展到真枪实弹搞武斗，那一定不正常。望着满天繁星，我在心中告诫自己：坚决不接触枪支，坚决不参与武斗，坚决不参加任何有危险的活动。“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 这是中国文人的传统美德，奔赴战场冲锋陷阵不应当是文人承担的职责。
8月10日，中央作出了《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决定》，认为江西省军区及部份军分区的领导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司令员吴瑞山等人应作检查；决定紧急调动济南军区26军政委程世清率6011部队赴江西制止武斗，进驻江西各地各重要单位，并成立以他为主要负责人的省革委筹备小组。
8月24日，6011部队随同造反派进驻抚州时，在温家圳附近受到抚州军分区部分军人和基干民兵的伏击，双方交火，死伤惨重，这次大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