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农业研究学者，山田庆一曾和许多人一样，只是专注于农业问题研究，在他研究华北农业时，作为一个研究项目，当他研究邯彰的农业时，最初也是和其它人一般，对农村合作社只是稍加关注罢了，但最终通过不断的加深了解，使得他最终发现了一个其它人未曾关注过的问题——乡村的企业化。
“而对于这种整合，他需要面对几个急为迫切的问题，首先，那些工厂无一例外都是经营失败的，而且设备凌‘乱’，再次，工人的素质亦是低下的，最后，管理层亦是落伍甚至保守的，如何解决这三个问题呢？如何让这些企业重新焕发生机呢？这正是管明棠所需要面对的问题，要解决这家企业的设备问题，也就是土地问题，他选择了暂时放弃这一问题，而是首先对管理层动刀，在这个企业中，旧有的管理层是落伍保守的，且对企业衰败付出责任的，所以，他选择了中间阶层，也就是富农！与许多地主或是依靠继承、或是依靠声望、或是依靠权力甚至本身就是土匪不同的是，富农大都是依靠勤劳致富的，有的是租种地主田地致富的，其特点是：其大都是种田能手，本人参加劳动兼做工或经营小商业，如现在摆地摊的小商贩。有的是卖‘肉’的屠夫、有的是木匠，他们在村落里的威望，表面上看似低于士绅地主，实际上，他们的威望却远胜于地主，只是其在政治上未得到充分的肯定，而管明棠将农村以企业看待后，无疑相比于普通农民和地主，这些富农则是成功的，通过对富农子弟进行集团教育，教授他们现代的乡村行政知识、农业知识以及其它商业知识，进而又通过成立示范‘性’的农村合作社，使得零散的农民个体，变成了农村合作社这一合作机构的成员，而在这一过程中，管明棠得到了他所需要的一切！”
关于‘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刨台上解刨了几千次，装在实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而对细节情报的分析，恰正是日本人的长处，也正因如此，山田庆一才会发现这一被许多人忽视的“细节”，而这一细节，在山田庆一看来，甚至直接决定了邯彰的成功。
“在完成这一切工作的同时，其即开始对企业的设备问题，也就是土地问题加以解决，而这些，以地主为核心的士绅已经无法再像过去一样掌握乡村，乡村已经由富农为主体的阶层所控制，而村庄的合作化亦同时展开，使得邯彰第一次将政权真正深入到乡村最基层，以村落为单位的合作社从单纯的经济组织，锐变为担负农村行政管理组织，与中国其它地区仿效日本成立的村公所，依靠法律赋予地位不同，合作化村落所依靠的却是经济，其利用经济利益作为工具，紧紧的将每一个工人，也就是农民都牢牢的捆绑在一起，从而真正意义上掌握了农村，控制了农村，或者说控制了农民！”
“那，这岂不是像苏俄的集体农庄一样？”
“当然不一样，集体农庄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的掠夺农村的剩余价值，而农村合作社却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利用农村现有的人力以及土地资源创造尽可能多的财富，在农村合作社内，土地等资源依然属于农户，而不是合作社，合作社仅只有指导权，他们对农户的控制，实际上通过同农业合作社的配合，以市场的手段加以控制，即向合作农户提供较市价低廉的化‘肥’、农具以及良种甚至工业消费品，高于市价的作物、副产品销售。”
“无论是供或销，通过有组织的供销，通过中间环节的减少，其经营成本大为降低，表面上农民得到了低于市场5…10％的所需品，但农业合作社的利润却依然远大于普通批发商，而农业合作社直接向农村合作社采购小麦、棉‘花’等农副产品，因中间环节的减少，采购成本有所降低，而农村合作社亦可在利润空间内提高采购价，从而让农民受益，在这一过程中，三方的利益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障，一个稳固